所占”，“贫穷军士无寸地可耕”；

    正统九年（1444年），大寧都司官军都指挥僉事田礼等人“侵占屯地四千一百二十七顷有奇，递年不输子粒”；

    弘治年间，陕西榆林的卫所官员，“侵夺屯田，隱佔为业，祖孙相继，盘踞自如，凡应纳屯粮，悉置诸度外”；“富豪者种无粮之地，贫弱者输无地之粮”；

    ······

    而辽东地区，则是军户制度的重灾区，因为这里只有军户，没有其他户口。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决定，因辽东地区“早寒、土旷、人稀，不欲建置劳民”，所以“但立卫，以兵戍之”。即朱元璋將整个辽东地区作为军区管理，不设管民机构。如果你的户籍在这里，那么你就只能是军户。

    以上种种，辽东军户大量逃亡，究竟严重到什么情况呢？

    据《全边略记》记载，正统八年（1443年），明朝锦衣卫指挥吴良去海西女真卫所巡视，看到在女真地主家种地的都是汉人。逃亡的辽东军户甚至还喊出了口號：“生於辽，不如走於胡。”

    到了另一个次元的大明万历年间，本来就如同负重骆驼一般的辽东军户，被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高淮乱辽”。

    其实这个事一开始跟高淮本人並没有直接的关係，而是一个叫阎大经的千户给万历皇帝出了一个餿主意。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三月，阎大经向万历皇帝建议：“辽东地方金银矿洞及马市方物，税课开採，有禆国用。”即辽东地区的宝贝多，应该让他们经常上交一些；同时，在辽东开矿，收取矿税。

    开矿收税，本是天经地义之事，看起来没什么不妥。但是，万历皇帝充分发扬创新精神，创造了两种税收管理新模式。

    第一，徵税人员不是政府官员，而是由万历皇帝自行指定，大部分是太监。

    第二，收上来的税不进国库，而是进皇帝內库，也就是万历皇帝的私人存款帐號。

    太监收税，皇帝私吞，真可谓是千年创新之举。

    万历皇帝派去辽东徵税的太监叫高淮。之前，他隶属於尚膳监，负责管理皇帝的伙食。让一个管伙食的太监去当收税官，万历皇帝也真是心大。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初春，高公公率数百家丁，“自前屯起辽阳、镇江、金（州）、復（州）、海（州）、盖（州）一带大小城堡，无不迂迴遍歷。但有百金上下之家，尽行搜刮。得银不下十数万，閭阎一空”。

    简单翻译一下：高公公带著一群家丁，到辽东军区各城镇、堡垒进行地毯式搜刮，但凡有点儿钱的军户，他都以徵税为名进行勒索。累计搜刮十几万两白银，军户们的钱財被掠夺一空。

    值得表扬的是，高公公还是很一视同仁的，他並不只针对辽东军，连大明藩属国之一的朝鲜也不放过——“时时出塞射猎，发黄票龙旗，走朝鲜，索冠珠、貂马”。

    不仅如此，高公公还非常有上进心，没事就抢个功劳什么的——“数与边將爭功，山海关內外咸被其毒，又扣除军士月粮”。

    由於高公公的“精彩表现”，辽东军不时发生譁变。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四月，因不堪高淮勒索，“前屯卫军甲而噪，誓食淮肉”；“致激眾怒，歃血齐盟，欲挈家北投虏地”。

    到了万历三十六年六月，锦州、松山等地再次发生兵变。

    其实呢，高公公干的这点儿事，在李成梁眼中都只是小儿科罢了。

    万历十九年（1591年），明朝吏科都给事中侯先春，在实地调查辽东情况后，给万历写了一份標准的八股文报告，名为《安边二十四议疏》，其中写道：“每丁军所至，城堡骚然，酒食尽出於民家，妇女多遭其侮辱。稍不如意，尽行毁虏。马蹄经过，鸡犬一空。其丁军未必御虏，而先遭一强虏也。民谣有云：『若遭大虏还有命，若遭家丁没得剩』。”

    可以说，李成梁在主政辽东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家丁军队到了哪里，就在民家白吃、白住、白睡，睡的时候还要拉上良家妇女。民家敢不从，他们就杀人、烧房子。这些人哪里是在防御胡虏，他们本身就是一群胡虏。民谣唱道：韃虏过来抢，还能留条命；家丁过来抢，什么都不剩。

    这就叫逼良为娼。

    万历皇帝、收税太监、李成梁的所作所为，將大量辽东军户、基层士兵送给了努尔哈赤，是其劳动力、盔甲、武器的主要来源。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被女真掳掠的汉人，即为奴隶，也就是失去人身自由而任人驱使的群体，是很悲惨的。这么说倒不假，毕竟这些人不能隨意外出，和平时期要干活，打仗的时候要保障后勤。

    但是反问一下，难道辽东军户在明朝时不是如此吗？

    况且，这些逃亡的人，相当一部分过得还是很不错的。还是根据侯先春所言：“邇岁以来，虏岁掠我人以万计，輒散处於板城而恩养之。给之妇，使生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