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在河副久盛、本田家吉、加藤政贞、立原久纲、龟井安纲、山中幸高、龟井幸盛等尼子家旧臣们组建尼子復兴军进入因幡境內开始復兴尼子家家名和旧领的同时，

    上杉清定则是在上杉家本据小田原城的本丸大广间之中，为次男小笠原次郎丸举行元服之礼。

    与先前上杉氏定的元服之礼不同的是，小笠原次郎丸此次的元服之礼规模、规格等各个方面明显小了不少。

    儘管清定很早就让小笠原次郎丸去继承世袭罔替信浓守护职的府中小笠原家，但小笠原次郎丸大部分时间是待在上杉家的本据之中，並没有正式前往府中小笠原家的本据深志城就藩。

    作为后世穿越而来的清定，非常清楚李世民废黜嫡长子李承乾太子之位的这个前车之鑑。

    要知道，党爭一旦开启，不火併是停不下来的，因为很多势力已经入局了。

    儘管唐太宗李世民废黜太子李承乾、幽禁魏王李泰后，痛定思痛地对后世的李唐皇族发出这样一份詔书——朕闻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爱敬罔极，莫重乎君亲。是故为臣贵於尽忠，亏之者有罚；为子在於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貽黜辱。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將军魏王泰，朕之爱子，实所钟心。幼而聪令，颇好文学，恩遇极於崇重，爵位逾於宠章。不思圣哲之诫，自构骄僭之咎，惑谗諛之言，信离间之说。以承乾虽居长嫡，久缠痾恙，潜有代宗之望，靡思孝义之则。承乾惧其凌夺，泰亦日增猜阻，爭结朝士，竞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託附；亲戚之內，分为朋党。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彰厥巨衅，两从废黜。非惟作则四海，亦乃貽范百代······

    李世民想表达的意思非常简单，不要以为“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其潜台词是：人人心中都必须存一个“爱敬君亲”的“孝义之则”，任何人也不要企图把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发生的事情当成一个效法的榜样。而且李世民还一再强调，从今往后不管是“太子失道”，还是藩王覬覦储君之位，一概要被贬黜，並希望以李承乾和李泰为前车之鑑，从而“貽范百代”，“传诸子孙，永为后法”。

    然而，唐太宗李世民郑重要求后代子孙所遵循的规范和法则，其实正是当年被他自己彻底顛覆的东西，相当於是打了自己的脸。

    虽说时移世易，角色的不同导致了行为和价值观的差异，但是李世民在处理李承乾和李泰一案时，心中肯定横亘著武德九年遗留下的道德阴影。对儿子们的谴责越是严厉而痛切，对“爱敬君亲”的“孝义之则”越是推崇和强调，就越发表明李世民一生中从来没有真正摆脱玄武门事件的巨大影响。

    李世民本人就是次子武力夺嫡的，若是想李唐长远传下去，必须在继承问题上內耗最小，必须不能让每次皇位更迭都出现党爭和站队。他是成本专家，但他对李泰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喜爱成为了对不起俩孩子的万恶之源。

    终究李世民是人，不是神，也会昏，也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早在李世民开始偏爱李泰之时，禇遂良、魏徵等人就深感不安，

    便上疏直諫。

    禇遂良针对李世民给李泰的赏赐过厚諫言：“有国家，必有嫡庶。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体，特须尊崇······臣职在諫諍，无容静默。伏见储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见闻，不以为是。”

    而魏徵则针对魏王入居武德殿一事諫言：“此殿在內，处所宽閒，参奉往来，极为便近。但魏王既是爱子，陛下常欲其安全，每事抑其骄奢，不处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在东宫之西，海陵（李元吉）昔居，时人以为不可。”

    面对禇遂良、魏徵的直言切諫和强烈反对，李世民在赏赐上才不得不有所节制，並收回了让李泰入居武德殿的成命。

    儘管禇遂良、魏徵等人一直在竭力遏制李泰的夺嫡势头，可毕竟有李世民在背后替他撑腰，所以李泰在李唐朝廷的人气指数还是不断攀升，许多朝臣和权贵自然也是纷纷向他靠拢。

    李世民曾先后派遣黄门侍郎韦挺、工部尚书杜楚客（杜如晦之弟）等人出任魏王府的总管大臣。而这两个人也就顺其自然地成为魏王李泰的利益代言人，他们十分卖力地替李泰穿针引线，大量结交朝廷官员。

    杜楚客甚至不惜以重金贿赂当朝权贵，极力称讚魏王贤明，说只有他才是最有资格的皇位继承人。权贵们为了寻找日后的政治靠山，当然也乐意把他们的筹码押在获胜概率更高的魏王身上，其中就有柴绍之子、駙马都尉柴令武和房玄龄之子房遗爱等人。

    短短几年间，李泰就在帝国的政治高层中建立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魏王党，其政治目標非常明確，就是两个字——夺嫡。

    不过，李世民在废黜了李承乾的太子之位才后知后觉的发现，自己並不能对藩王夺嫡的纵容，这样就等於开启了祸乱之源。单凭这一点，断然不能让李泰得逞。

    李世民在万般无奈之下立了最后一个嫡子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