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大元至元十六年秋，崖山鼎定，四海归元。忽必烈整军制、开驿路、通天下血脉，军政架构焕然一新。然疆域愈阔，生民愈杂，治理之难，莫过于律法不一、规矩纷乱。

    彼时大元海内，律法并行三途，杂乱无章，天下州县无所适从。北方燕赵、河东、漠北之地，沿用蒙古草原旧俗，以札撒为法，重勇武、轻礼教、尚私刑、简断狱；中原故地，沿用金代《泰和律》，刑名规整、律条森严；江南新附千里沃土，仍旧承袭南宋旧法，礼治为先、民诉细碎、宽严另具。

    一国三法，南北异制，军民异规，官民异刑。同罪不同罚、同案不同断，州县官吏茫然无据，天下百姓冤屈难申，商贾行旅畏法不定，朝堂理政更无统一准绳。

    大一统之形已成，大一统之制未立，此乃忽必烈心头最大隐患。

    大明殿早朝，秋光入阙，金风拂阶，文武两班肃立，簪笏生辉。忽必烈凭御座、揽天下舆图，目光沉凝，开口发问，声彻殿庭：

    “朕今混一南北，囊括四海，版图亘古未有。然天下律法参差，北依蒙古札撒、中原循金律、江南行宋法，一域一规、一地一制。官吏断狱随心、百姓涉法无凭，长此以往，法度紊乱、民心疑惑、吏治糜烂，一统基业何以长久？今日众卿廷议，当革除纷乱，定一代之新律，归一四海之典章！”

    旨意既出，朝堂文武立时分为两派，针锋相对、各执己见，百年蒙汉国策之争，再度轰然爆发。

    最先出列者，乃是一众蒙古开国宿将、宗藩勋贵。为首一位万户，身披虎贲战甲、腰悬鎏金佩刀，性情刚猛、恪守草原旧制，抱拳高声奏道：

    “陛下！我大元起于朔漠，凭札撒律法治家治军、征战四方，方能横扫欧亚、定鼎九州！祖宗旧法，铁血立威、赏罚分明，简单直接、足以驭众！

    汉家律法繁琐迂腐、条条框框、重文轻武、拘礼束手，全然不适合我蒙古铁骑之国！今日四海一统，当废尽宋金汉法，全域推行大元札撒，以祖宗旧律治天下，守我蒙古根本，不可全盘汉化、自弃本源！”

    话音铿锵，一众蒙古武将纷纷附和，齐齐躬身：“臣等附议！固守札撒，不循汉俗！”

    蒙古勋贵所思极简：草原札撒重强权、轻礼教，优待军功、宽待部族、约束百姓严苛，最利于武臣掌权、勋贵受益。一旦全盘推行汉法，文官权重、礼教束身，蒙古勋贵的特权、威势、自由尽数受限，是以拼死抵制汉律落地。

    未待武臣话音落定，一侧汉法派儒臣即刻跨步出班，手持律卷、神色凛然，当庭抗辩，声震殿宇：

    “陛下万万不可！”

    “蒙古札撒，乃是草原部族之法，适于逐水草而居、以征战为业的朔漠之地，绝不适于九州礼乐衣冠、千万耕读生民！

    札撒重军法、轻民事，重杀伐、轻教化，无户籍之规、无赋税之律、无婚姻之礼、无断狱之详。若以草原粗律治理华夏千里熟土、亿万百姓，则市井无序、农事无规、诉讼无据、善恶无分！

    唐宋金宋历代王朝，皆以成文律法定天下秩序、安万民人心。华夏州县千年礼治、民生繁杂，唯有系统完备的汉家法典，方能厘清公私、规整吏治、安抚百姓！

    臣恳请陛下，摒弃草原旧俗陋规，全盘承袭汉唐宋金正统律法，以汉法治华夏，以典章安九州，方是大一统长治久安之道！”

    汉臣字字恳切，句句针砭蒙古旧法弊端，朝堂儒臣、文法官员尽数出列附议，朝堂气氛瞬间剑拔弩张、水火不容。

    一边是守旧勋贵，力保蒙古祖制、拒绝汉化；一边是崇文儒臣，力推汉家律法、革新国制。

    两派僵持不下、当庭激辩，你争我论、互不相让，大明殿内争论之声不绝于耳。

    色目重臣阿合马立于班中，冷眼旁观片刻，随即微微一笑，缓步出列，折中进言，句句皆为私利权谋：

    “陛下，臣以为，纯用札撒则失民心、乱民政，纯用汉律则束勋贵、碍军政，二者皆不可取。

    不如蒙汉糅合、新旧兼收！军政重罪、叛逆谋反、军马刑律，依蒙古札撒，重典峻法、以武威震慑天下；民间诉讼、田亩赋税、婚俗民事，依汉家旧律，规整秩序、安抚黎民百姓。

    新旧相融、各取所长，既不违祖宗旧制，又可安江南新附，两全其美、朝野安定！”

    阿合马素来狡黠圆滑，深知忽必烈既不愿舍弃蒙古国本，又想要汉法治世安民，这番折中论调，精准踩中帝王心思，不求极致革新、不求彻底守旧，只求维持朝堂平衡、稳固自身权位。

    朝堂吵嚷半日，始终未有定论。

    忽必烈端坐龙椅，默然听完全部争辩，眼底神色深沉，心中早已自有权衡。

    他一生兼容并蓄、务实治国，绝非顽固守旧的草原可汗，亦非全盘崇儒的汉化君主。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纯用蒙法，则失华夏民心、天下难治；纯用汉法，则失蒙古根本、勋贵离心、武臣怨怼、国本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