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至元十七年春，大都皇室奢靡之风彻底放开，宗藩竞逐繁华、勋贵攀比奢华、帝王姑息纵容、朝堂谏言沉寂。

    上有九重纵奢之因，下有百里贪腐之果。

    历朝历代，朝政之弊，必先始于中枢，而后烂于州县。

    京师权贵挥霍无度、府库钱财流水般耗费，宗王府邸大兴土木、夜夜宴乐、日日奢靡，朝中高位之人皆知「富贵可纵、法度可宽、帝王不罪」。

    自上而下的肃政风气一朝瓦解，原本战后勉强维持的吏治纲纪，瞬间土崩鱼烂。

    大元立国初时，忽必烈尚怀勤政之心、重吏治、惩贪墨、严法度、恤民生，州县官吏多有敬畏、不敢妄为。

    可自崖山一统、天下一归之后，君心自满、朝纲松弛、督查懈怠，再加近年连年改制、官制更迭、冗官堆叠、派系交错，中枢管不到行省、行省管不到州县、州县管不到吏胥，吏治漏洞层层敞开。

    更兼当朝财政尽归色目权臣把持，中枢只重赋税充盈、只追国库增收、只求四海贡利，不问民生疾苦、不查州县虚实、不究官吏脏私。

    朝廷唯以税粮多寡定官员升降，不问田亩真假、不问百姓死活，于是天下州县官吏，尽数悟得一条升官捷径：竭万民之脂膏，博一己之功名。

    奢靡风起于大都，贪腐祸遍于天下。

    自此，大元地方官场，上下勾结、层层贪墨、逐级盘剥、全域溃烂。

    其贪腐之弊，首坏于行省大员。

    各行省平章、右丞、参政等封疆大吏，手握一方军政财赋大权，远离中枢监察、地处一方独尊。

    眼见大都宗王挥霍万金、权贵富贵无边，心中贪欲骤起、羡慕成弊。

    纷纷效仿京师风气，大修官署、广置田宅、蓄养歌姬、收纳贿赂、结党营私。

    行省大员心知：朝廷远在万里、督查松弛、中枢只重税额。

    于是定下规矩：税粮定额，分毫不少；私囊贪墨，尽数自留。

    每当中书省下达天下赋税、粮饷、盐课、茶税、商税定额，行省官员先行截留一层，美其名曰「行省办公杂费、藩镇修缮资费、驿路供给之用」，实则尽数归入私囊、供一己奢靡、结分润。

    上行下效，路府官员紧随其后。

    路总管、府尹、安抚使，承接行省政令，明知赋税已被上层盘剥，却不敢违逆上官、不敢触碰权贵利益。

    于是转头向下，加倍加码、二次增派，将上层贪腐的亏空、自身奢靡的耗费、官场应酬的银两，尽数摊派到辖地百姓身上。

    府衙每下一令，必虚增名目、巧立税目：

    春耕有「农桑规费」，秋收有「田亩耗损」，行路有「乡里道税」，安居有「保甲杂捐」；

    官府修缮、驿站补给、兵马过境、公文传递，无一不税、无一不征。

    一层官，剥一层民；一级吏，刮一层膏。

    最恶最毒者，乃是州县亲民官与底层吏胥。

    县令、县丞、主簿、巡检，身处万民之间、直面百姓疾苦，本为朝廷牧民之官、守土之臣。

    可此时天下风气糜烂，清官难存、浊吏横行。

    州县小官俸禄微薄、升迁无望、仕途困顿，眼见上官夜夜笙歌、年年暴富、步步高升，心中廉耻尽消、操守尽丧。

    索性破罐破摔、肆无忌惮、明火执仗、肆意盘剥。

    更有衙役、皂隶、粮差、税吏一众底层胥徒，本就出身市井无赖、乡里游民，借官府之势、仗法度之威，鱼肉乡邻、欺压百姓、勒索钱财、肆意妄为。

    元制宽松、战后人手不足、地方管控粗放，州县胥吏大多无俸禄、无定额，全靠「公中规费、民间常例」谋生。

    朝廷默许、上官纵容，于是这群基层爪牙彻底失控，将官府政令化作吃人之刀、将赋税法度化作敛财之网。

    江南新附之地，受害最烈、苦楚最深。

    两浙、江东、福建、湖广、江淮诸地，本是大宋富庶之乡、文教之地、民生温厚。

    崖山战后归附大元，百姓本盼新朝宽政、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安居乐业。

    谁料一统之后，非但未得安宁，反遭层层盘剥、百般苛索、日夜压榨、无有休止。

    至元十七年夏，江南某县，正值夏粮初熟、青苗将登。

    县衙粮差带着一众皂隶，挎粮袋、执刑杖、携枷锁，浩浩荡荡下乡征粮。

    田间老农躬身插秧、汗滴入土、终年劳苦、只求温饱。

    见官差临门，慌忙躬身行礼、惶恐叩拜。

    为首粮差满脸骄横、斜眼睥睨、语气刻薄嚣张，当众喝骂：

    “新朝法度、皇粮国税，普天之下、一体当差！

    今岁行省加征、府衙增补、县里摊派，你户田亩若干、应纳粮米若干、耗损若干、规费若干，速速交割、不得拖延！

    迟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