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那天是个周六，太阳大，晒得柏油路面发软。

    东西多，我们找了一个搬家公司从庆丰拉过来，红姐的衣服占了大半车，用床单包着，鼓鼓囊囊的好几包。

    姐姐帮忙装了车，临走的时候在楼下喊了一句“窗帘挂好了叫我去看”。

    到夏茅的时候，小七已经在楼下等着了。

    不知道谁告诉他的，跑来帮忙，两只手抱着一个纸箱，纸箱比他半个身子还宽，走路一歪一歪的，嘴里还喊着“大哥哥我来了”。

    跑了四五趟，楼上楼下，满头的汗，背心湿透了贴在身上。

    红姐给他倒了杯糖水。

    他接过去咕嘟咕嘟灌完，抹了把嘴，门牙缺了一颗，笑起来漏风。

    “漂亮姐姐，什么时候再做奶油蛋糕？”

    “下周。”

    “说好了啊！”他把杯子往桌上一放，又跑下楼去搬东西了。

    新家收拾到半夜。

    红姐拆最后一个箱子，是厨房的碗，一只只摆进橱柜里。

    碗碰碗，叮叮当当的，空房间回音重，每一声都清清楚楚。

    我靠在厨房门框上看她。她侧着身子，头发散下来几缕搭在脸边上，她没管，手上不停。

    橱柜的隔板有点歪，碗放上去不太稳，她拿了个折过的纸板垫在底下，试了两次才垫平。

    双哥住隔壁一套。

    当晚我去敲了一下他的门。

    他开门，屋里地上全是行李袋子，但床铺好了，枕头只有一个，被子叠得整整齐齐。

    “你不准备把静姐她们接过来？还住你临时租的那个房子？”

    我问道。

    双哥笑了笑道：“这个得她同意。”

    我站在门口，他站在门里。

    “窗子朝北。”他说。

    “嗯。”

    “冬天冷。”

    “到时候买个电暖。”

    他点了下头，说了句“早点睡”，把门关了。

    我回去的时候红姐已经躺下了，呼吸很轻很均匀。

    灯关了，荔枝树的影子印在窗纸上，风一吹就晃，像有人在外面慢慢地摆手。

    手机搁在枕边，屏幕亮了一下。

    浩哥的消息：那个来路不明的人，查到了一点眉目，明天见。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枕头边上。

    新房间里有一股石灰味，干干的，和庆丰那边潮湿的霉味不一样，和所有旧地方的气味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