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车拐下106国道之后，路就变得很难走。

    全是泥巴和碎石子，宽度刚好卡住车身，两边的甘蔗叶子刮着车皮，嚓嚓的响。

    双哥在离砖厂大概三百米的地方熄了灯，靠着怠速往前滑。

    车速降的很慢，轮胎碾过碎石的声音被虫叫盖住了。

    车停在甘蔗地的边沿。

    我透过车窗往砖厂方向看，院墙上没有灯光，一片漆黑，只有鱼塘那个方向有一点橘红色的火星在明灭。

    有人在抽烟。

    双哥把手搭在档把上，看着我。

    “在这等,”我拉开车门,“超过四十分钟我不回来，你开车走，不要进来找我。”

    双哥没答应，也没拒绝，就那么看着我。。

    我下了车。

    经过鱼塘的时候我放慢了脚步。

    塘边的泥地被翻过，还是新鲜的，翻出来的泥颜色比表面的深两个色号。

    有一条拖痕从塘坝上一直到水边，看形状是编织袋拖出来的。

    水面反着微光。

    有一股说不出的腥臭，不是鱼腥味，更重，更甜，黏在鼻腔里，呼出去了还留着。

    砖厂的铁门虚掩着。

    我推门进去，铰链锈了，发出一声尖叫。

    窑炉区空荡荡的，地上散落着碎砖和烧焦的塑料膜，脚踩上去咔嚓响。

    最里面的料房，门开着。

    里面只摆了一把折叠椅和一盏应急灯，灯泡发黄，把墙壁照出一层脏黄的暖色，椅子上坐着一个人。

    不是秋姐，也不是水房任何一个我认识的人。

    是一个穿布鞋的年轻女人，很瘦，短发，左耳垂上有一颗黑痣。

    我盯着她的千层底布鞋。

    和同德围门口留下的泥印，一模一样。

    女人没起身。

    她看着我的腰，位置刚好是饼干盒贴着的地方。

    “林远洲让我把第三张盘里该装的东西告诉你。”

    我手插在衣服里，饼干盒贴在掌心，手心全是汗。

    “你是谁？”

    “我叫何小萍,”她说,“阿鬼的老婆。”

    海丰人，口音跟小东哥电话里听到的那个女人对得上。

    两岁的女儿留在老家，也对得上。

    她说阿鬼半年前联系她，让她一个人来广州，住在棠溪村后面的城中村里，什么都不用做，就是等着，如果他出事，就把一份东西交给会带饼干盒来的人。

    “他说饼干盒上面印了圣诞老人，红帽子那种。”

    我没说话。

    何小萍弯下腰，把右脚的布鞋脱了，翻过来，从鞋垫的夹层里抽出一张纸。

    纸折了很多次，很薄，展开后有巴掌大。

    是手绘的，用的圆珠笔，和收音机底部胶布上的字迹一样，用力不均匀。

    不是分销网络。

    是水房内部的人事关系链。

    最顶端写着一个代号，铜锣。

    线条往下分叉，连着秋姐、阿鬼，还有另外三个我不认识的代号，白面、电鳗、过山风。

    其中一条线指向一个位置标注，四个字。

    省厅内部。

    我的脊背从脖子往下一节一节的凉了下去。

    青鱼的身份只有省厅知道，青鱼死了，从鱼塘里捞出来的，死了有两三天了。

    水房在省厅有人。

    “阿鬼现在在哪？”

    何小萍低下头，看着自己光着的右脚，脚趾甲剪的很短，大拇指上有一块旧茧。

    “那天晚上他把我从棠溪村后巷送走的时候，说最多三天回来。”

    她停了一下。

    “现在第五天了。”

    料房外面突然有了声音。

    是引擎声。

    不是双哥的面包车。

    方向不对，是从砖厂后门过来的。

    不止一辆。

    至少两辆。

    我一把按灭应急灯，整个料房陷入了黑暗。

    何小萍的呼吸声急促起来，但没有出声。

    黑暗里我听见布料摩擦的声音，她把布鞋脱下来拎在手上，赤脚走路没有声音。

    我走到窗口往外看。

    两辆面包车停在砖厂后院，车灯没熄，两道白光交叉打在窑炉区的地上，碎砖的影子拉的老长。

    下来五个人，手电在院子里扫，光柱一道一道的划过去。

    领头的人穿着一件深蓝色风衣，走路的姿势我认得。

    脚步不快，重心很稳，每一步落脚都踩在同一条线上。

    是秋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