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两卷布料样品，卷在硬纸筒上，一卷藏青一卷米白。

    右手腕上的红绳还在，在走廊的灯光底下，一圈细细的红。

    进门就钻厨房了，跟红姐一起备菜，刀在案板上笃笃笃的响，两个人聊起十三行的行情。

    “今年秋装利润薄了，工厂报价比去年涨了一成五。”

    “涨多少？”

    “光辅料就涨了两毛一米，面料更别提了。”

    “那我们走量的话呢？”

    “走量也难，批发市场压价压得厉害。”

    吃完饭，我去阳台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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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姐端了两杯凉茶出来，一杯递我手上，一杯自己捧着，靠在栏杆边上站着。

    楼下街面上人来人往，路灯亮了，把我们两个的影子拖在阳台地砖上，长长的，叠在一块。

    红姐喝了一口凉茶，杯沿还在嘴唇边上，说了句话。

    “姐今天出门之前在镜子前面站了五分钟，换了两件衣服。”

    我抽烟，没接话。

    她也不急，喝完了那口茶才又开口。

    “第一件穿上了又脱了，第二件就是那个白T恤。”

    姐姐不是会在穿着上花心思的人。

    她的衣柜我见过，翻来覆去就那几样，有件灰色的圆领T恤领口洗到起毛了还在穿。

    带蕾丝边的白T恤，镜子前面换衣服，加上手腕上那根别人帮她系上去的红绳。

    这些事拼在一起，朝一个我不太熟的方向走了。

    晚上九点，我给汕头峰打了个电话，聊作坊善后的事，上游断了之后库存怎么处理，设备搬不搬，零零碎碎说了十分钟。

    挂电话之前我问了一句不相干的。

    “你在华隆鞋厂认不认识人？”

    “什么意思？”

    “帮我打听一个人。华隆上班的，二十六七岁，寸头，皮肤黑，骑铃木GS125银灰色的新车，腰上别摩托罗拉。”

    汕头峰那头安静了两秒，“你们那边出事了？”

    “没有，私事。”

    “行，我问问。”

    第三天。

    姐姐没出门，上午在家给小七补功课，小七默写错了六个字，被罚重写三遍，写到第二遍铅笔芯断了，趴在桌上哀嚎，姐姐面不改色的削好了另一支递过去。

    下午她跟红姐坐在客厅地板上裁布打版，布料铺了一地，剪刀咔嚓咔嚓的，小禾不知道什么时候爬过来了，坐在布头堆里捡碎布往头上盖，盖一块掀一块，玩得开心。

    一切看起来跟平时没什么两样。

    傍晚六点，电话响了。

    姐姐去接的。

    我在厨房淘米，水龙头开着，听不清她说了什么，只听见声调，平平的，偶尔有两个字往上扬了一下，很快又压回去了。

    不到两分钟就挂了。

    她在电话旁边站了几秒，手还搁在听筒上没拿开，然后转身走回客厅，蹲下来继续裁布。

    手上的剪刀比刚才走得快了，弧线拐到一半差点跑偏，红姐抬了下眼皮，“你慢点。”

    “嗯。”姐姐应了，手稳住了。

    但我看到她右手食指在剪刀把手的圆环上敲了三下，快的，不连贯的，自己都没注意到的三下。

    晚上躺下了，灯灭了，窗外面夏茅的声音一层一层盖过来，夜市的叫卖，摩托车过巷子的排气声，还有不知道谁家在放收音机。

    红姐贴在我后背上，呼吸打在后颈，热的。

    “让姐自己处理吧。”她的声音很小，含在喉咙里的，“她又不是小孩子。”

    我闭着眼，没回。

    红姐的意思我懂，但姐姐跟红姐不一样。

    红姐是我选的人，我护她。

    姐姐是一开始就绑在一起的，从庆丰到夏茅，从工厂到十三行，她没掉过队，也没叫过苦，我亏欠她的东西用嘴说不清楚。

    她如果看走了眼，扛后果的不会只是她一个人。

    半夜两点，枕头底下的手机震了。

    我摸出来翻开，屏幕的光刺得我眼睛一眯。

    汕头峰的短信。

    四个字，一个名字。

    “问到了，陈默。”

    底下跟了一行：鞋厂车间主管，潮汕人，来广州四年，身家干净，没案底。

    我把手机屏幕按灭了，光没了，黑暗又盖回来。

    干净。

    这两个字在我们这群人中间，已经是顶高的评价了。

    但干净的人凑到我们身边来，到底是姐姐的运气，还是那个叫陈默的人，往后要吃的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