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攥着那盒录像带离开越秀公园，上了双哥开来的面包车，车开出两条街后，我用对讲机问小东哥，茶餐厅二楼那两个人有没有跟上来。

    对讲机里传来小东哥的声音，“没有，那两个人一直坐在窗口没动。”

    回到夏茅，我把录像带放进浩哥从足浴城搬来的旧录像机里，画面出现的时候，客厅里所有人都安静了。

    录像拍的是一间包厢，镜头角度很隐蔽，应该是从天花板通风口往下拍的，包厢里坐着四个人，卢柏年在其中，另外三个人我认出了两个，一个是那张酒桌照片里穿海关制服的人，另一个是周建华，比现在年轻，头发还没有现在这么短。

    录像没有声音，但能看到四个人在谈事情，桌上摆着一个公文包，卢柏年打开公文包，从里面拿出一沓用牛皮纸袋装着的东西，推到对面，穿制服的人接过去看了一眼，点头，然后周建华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一个档案袋，同样推过去。

    画面持续了二十三分钟，最后卢柏年和周建华握手，两个人的表情都很放松，看样子是谈成了一笔满意的生意，录像到这里就结束了，屏幕变成雪花。

    浩哥倒回去重新看了一遍，他指着画面里周建华递过去的那个档案袋，“那个袋子的封口上有红色的印章，是公安系统内部卷宗专用的封条。”

    我明白了卢柏年为什么要把这盒录像带藏起来，这是他和周建华交易的证据，比那些纸质文件更直接，更致命，如果这盒带子漏出去，周建华不是丢官的问题，是要坐牢的。

    正看着录像，我的手机响了，周建华打来的。

    他开门见山，“今天上午在越秀公园拿到了什么。”

    我心里一紧，他果然在盯我。

    我没有正面回答，反问他，“1997年8月15日那天晚上在哪里。”

    电话那头安静了三秒，周建华的声音低了下来，“看来你已经知道了。”

    “今天下午三点，白云宾馆，有些事需要重新谈，”周建华顿了一下，“阿泰的事已经了结了，但录像带的事还没有。”

    挂了电话，红姐走过来，“不能去，这明显是鸿门宴。”

    “必须去，”我说，“录像带在我手上，周建华不敢乱来，反而是我现在占主动。”

    双哥从厨房端了杯水出来，“你打算怎么谈？”

    “看他想要什么，”我接过水杯，“卢柏年抓了，这盒带子一直没出现，周建华以为已经销毁了，现在突然冒出来，他比我更急。”

    下午两点，我让浩哥把录像带复制了一份，原带留在夏茅，复制带我带在身上。

    双哥说这样不保险，“万一周建华直接抢，复制带也保不住。”

    “我不会把复制带带进白云宾馆，”我说，“我会在宾馆门口把带子交给一个人，让那个人在附近等着，如果我三点半还没出来，就把带子送到电视台。”

    浩哥问我打算让谁拿着带子。

    “苏以沫，”我说，“她现在在夏茅开服装店，跟这些事没有任何关联，周建华查不到她头上。”

    我给苏以沫打了电话，她答应了，但声音里有担心，“你会不会有事？”

    “不会，”我说，“就是帮我拿个东西，三点半之前我会出来。”

    下午两点五十，我到了白云宾馆门口，苏以沫已经在对面的奶茶店等着，我把复制带装在一个塑料袋里递给她，告诉她三点半如果我没出来，就按我说的做。

    苏以沫接过袋子，攥的紧，“真的不会有事？”

    “不会，”我转身走进了宾馆大堂。

    白云宾馆的大堂很空，前台坐着两个服务员在聊天，看到我进来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继续聊，我走到电梯口，按了三楼的按钮，周建华在电话里说的是三楼的茶室。

    电梯门打开，走廊里很安静，茶室在走廊尽头，门虚掩着，里面传出茶水倒进杯子的声音。

    我推开门，周建华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摆着一套茶具，他正在倒茶，看到我进来，抬头示意我坐下。

    “来的挺准时，”周建华把一杯茶推到我面前，“喝茶。”

    我没动那杯茶，坐下来看着他。

    周建华也不在意，端起自己的茶杯喝了一口，“录像带看了？”

    “看了。”

    “那你应该知道，那盒带子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周建华放下茶杯，“卢柏年死之前，我一直以为那盒带子已经被他销毁了，没想到他留了一手。”

    我没说话，等他继续说。

    “你想要什么，”周建华问，“钱？还是别的？”

    “我要你离开白云区，”我说，“调走，或者退休，随便你选哪个，但不能再待在这个位置上。”

    周建华笑了，“你觉得一盒录像带就能让我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