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虽然双方强调所谓的“尼伯龙根忠诚”，即一种根植于日耳曼传统文化的无条件的感性式效忠，但两者的主次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代表霍亨佐伦一脉的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政治统一后已成为中欧的主导力量，而哈布斯堡一脉的奥匈帝国虽然曾在德语区域独占鳌头，但此时由于内外交困而不得不严重依赖柏林，并最终导致失去军事和外交上的行动自主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奥匈帝国的政治精英中普遍存在着一种“被包围、被羞辱”的主观感受。

    欧洲各大城市的战争纪念碑，如柏林的胜利柱、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上的纳尔逊柱、巴黎的凯旋门或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柱，似乎不断在做“广告”，提醒着每一位路人记住他们国家的战争历史和“战神”人物。在欧洲国家的神话与象征中，战争和军事本来就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为国家提供了采取战争手段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当然，战争在欧洲的种种存在形式不仅源于上述历史记忆，还源自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个理论将“斗争”和“权力”提升为政治行动的指导原则，并认为国家必须以扩张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