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见过严朱三次。

    一次在他成为被联邦恐惧和通缉的罪徒之前。

    我去往外城调查外城人的生活状况，他坐在废铁箱上，遥遥看我。

    我告诉他我叫沈牧，说明来意，他也笑着自我介绍：“我叫严朱，‘霜严衣带断’的‘严’，‘朱门酒肉臭’的‘朱’。”

    我问：“你认字？”

    他夸张地哈哈大笑，反问：“什么时候，知识这种工具成了尊贵到令人惊奇的玩意儿？”

    我看出他的自报名号就是在给我下套，以期给我一个下马威，但我还是向他道歉认错，开始了第一场长谈。

    那段时间，我正被许多无解的问题困扰。

    我不明白为什么联邦要将百分之九十的同类驱逐到野兽之列；为什么科技极速发展，人们的生活却愈发贫苦；为什么一部分人能在宴席间大快朵颐，将一口未动的菜肴随意丢弃，另一部分人却沦为路边的饿殍。

    严朱笑着说：“也许是因为只有让一部分人不被当人，另一部分人才能心安理得地觉得自己更像人吧。”

    我想，这是不应该的，这样的世界是错误的，我该修正它。

    再次遇到严朱，已经是三年后了。

    如火如荼的反抗运动在龙郡范围内蔓延，严朱带领他的队伍攻占了我所在的北都。

    他从一个士兵的枪下保下了我，问我是否要加入他，我拒绝了。

    我的确想要改变世界，但那时的我并不赞成他的做法。太多无辜的人死去了，他在对抗暴力的同时，将自己变成了另一种暴力。

    我想这是错误的，无论何时，不加遏制地剥夺他人的生命，都不能称之为正确。纵然要改变世界，何苦用这种极端的办法？

    严朱却说，这就是变革，不是桌上的谈判，而是一场彻底的战争。

    再后来，严朱被捕了，联邦高层激烈地讨论着该如何处置他，又不约而同地认为他该被处死。

    值得庆幸的是，我出生于在理事会中占据一席的家族，拥有许多特权，得以在处决前夕踏入那座监狱。

    我劝严朱假装认罪，先活下去再说。我说我会保他，我清楚理事会的秉性，比起肉体上的抹杀，他们更喜欢精神上的屈从。

    严朱拒绝了，他笑得肩膀打颤：“认罪求活，接受联邦的优待，然后这场反抗变成一桩可以讨价还价的买卖，让所有人的死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吗？

    “反抗哪有不死人的？哪怕我失败了，也会有后来者。所以我必须去死，必不能认罪，只有这样，后头那些人才有像样的希望啊……”

    我不能理解他，也救不了他。次日，他们处决了他，然后又开始了激烈的讨论。

    他们怕他活着，更怕的是他死了，而他们再无任何手段可用。

    他们试图用他的死亡刺激外城人的恐惧，在失败后又气急败坏地用更高端的武器碾碎所有还在反抗的人。

    太多人死去了，比之前那场战争中死去的还要多，掌握权力和暴力的人杀人如同碾死蚂蚁，古往今来皆如是。

    我直到此刻才终于明白了那场战争的必要性：有些人只要存在，便是悬在所有人头顶上的刀。

    很不幸，我也处于那个罪恶的阶级之中，而且地位不低。

    因为和严朱的交集，我接受了好几次调查，又一一在家族的运作下化险为夷。

    为了摆脱嫌疑，我开始频繁出入上等人的场合，表演成他们中的一员。

    我看到了太多。

    老态龙钟的家伙将孩童的鲜血注射进自己体内，十天半月就要进行一次；男男女女在宴席间交谈人肉的味道，谈论人体标本和各种人骨工艺品；还有人组织狩猎，以外城人为猎物，肆意杀戮……

    上等人杀人是不会受到处罚的，因为被他们杀的都不被当做人。

    我感到愤怒，于是知道有一种愤怒是无法遏止的，必须要见到鲜血。

    而我忽然想起，我也是个上等人。

    那个基金会的负责人，叫什么来着——算了，这不重要。

    他带着那个怀孕的女人走上楼时，还朝我点了点头，好像我们是什么心照不宣的朋友。

    “她为了给儿子治病，愿意做任何事。”他笑着向我解释道。

    我看见那个女人骑在他身上动，鲜血从她两腿之间流下来，一滴一滴落在真皮沙发的表面。

    她没有哭，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也许她已经习惯了，也许对她来说，这和在基金会柜台前填写那一沓永远不可能被批准的重病救助申请，本就是同一件事的不同流程。

    我也笑了。

    我走过去，把那个家伙从女人身下扯出来，用他那条手工定制的领带缠住他的脖子。

    我说：“我相信你也会愿意为我做任何事。”

    他没有挣扎太久，上等人的脖子和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