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话，无论发生什么结果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坦然面对就完了。

    叶荣天若有所悟的点点头：“老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叶荣天领悟了武振邦那句看似放权、实则蕴含深意的“自己做主”。

    他了解自家老板，这句话绝非简单的同意，更像是一种考验，一种对下属独立判断和把握分寸能力的观察。

    港岛水荒迫在眉睫，这是民生大事，但老板似乎对直接介入有所顾虑。

    武振邦的顾虑可能在于避免过度刺激北边。那么，行动就必须巧妙，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能显得过于主动和强势。

    很快，一封加密电文从“星洲号”发往了港岛“环球真理报”卫斯理的办公室，以及星轮航运总部。

    一天后，星轮航运旗下的一支工程勘探团队，“恰巧”在港岛附近海域进行“常规海洋水文调查”

    并“意外”发现某处海湾的水文条件极其适合建设大型海水淡化厂。一份详尽的、技术可行的建厂方案“自然而然”地形成。

    环球真理报港岛总部开始刊登系列文章，客观报道水荒现状对民生和经济的影响。

    并介绍了西澳成熟的海水淡化技术及其成本， 引导公众讨论解决水荒的多种可能性，淡化“等靠要”的思想。

    卫斯理利用其在港岛精英阶层的新晋影响力，在

    “偶然”提及星轮航运的“发现”和技术能力，并表示“若有需要，或可牵线搭桥”。

    整个过程中，叶荣天严令下属，绝不可主动向港府提出承建项目。

    必须等待港府因舆论和现实压力，主动上门求助。

    所有的行为都要包装成“商业发现”和“友好关切”，而非“政治介入”。

    叶荣天的策略是：我只把工具和选项放在你面前，是否使用，何时使用，决定权在你。

    这样既展现了能力和善意，又充分尊重了港府的自主性，避免了任何“经济入侵”或“干预内政”的口实。

    与此同时，曹碧莲在四九城的“泛亚国际人力资源合作总公司”办公室里，正意气风发地挥舞着钢笔。

    公司的成立异常迅速，在曹锦棠的暗示和曹玉坤的全力推动下，各部委一路绿灯。

    冠冕堂皇的章程里写满了“促进南南合作”、“优化国际劳动力资源配置”、“服务国家外汇战略”等漂亮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