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觉得“知音”这个名字比较契合我们心心念念的“人生、人性”。

    虽说杂志办起来了，不过之后的发展也不容易，当时财政只给拨了3万块钱经费和7个编制。

    这钱哪够？胡勋碧又找上面借了7万块，这才把杂志给办起来，这么一创办就直接跳到了市场的大海里头，虽然戴着“事业单位”的帽子，但实际上每一分钱的收入，都要靠自己到市场中去挣。

    后世报刊发行主要有3种方式：通过邮局“邮发”、二线渠道零售和报刊的“自办发行”。

    但在这个时期，期刊发行的主要渠道是邮局订阅，零售和“自办发行”往往被人“看不起”，觉得“没身份”，也鲜有人有勇气去突破传统的杂志销售方式。

    只依靠邮局订阅对于初出茅庐、自负盈亏的《知音》来说，效率很低，如果这么办，肯定一开始就必死无疑。

    重压与现实逼迫之下，胡勋碧选择自己组建发行队伍，比较幸运的是，他们赶上了零售期刊发行市场的野蛮生长期。

    零售发行成为《知音》的一招险棋。

    武汉嘛，全国中部地区最大的交通枢钮。

    于是胡勋碧的团队跟着火车跑，走遍了京广线和长江沿线，火车能到的地方他们都去，员工们骑着三轮车，穿行在武汉大街小巷的报摊，送货找市场，很快呢，就在去年年底，售价三毛五的《知音》创刊号实发量就突破了100万份。

    这也彻底在武汉这片地方打响了《知音》这块儿招牌。

    不过今年年初，就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知音》也遇到了成长期的第一个“拐点”。

    今年，也就是87年的年初，《知音》的月发行量不断下滑，一度降到不足20万份。

    胡勋碧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一番总结，觉得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失去了创业初期的热情，身心和意志出现了疲惫，造成了稿件质量的不断下降。

    归根结底，还是稿件质量太差。

    这也是《知音》最尴尬的地方。

    作为一部通俗类的杂志，他们在文学性上，当然比不过传统文学刊物，稿件质量太差是必然的。

    面对这样的局面，胡勋碧急忙试着做出几次调整，但都没起到太大效果。

    于是只能剑走偏锋。

    之前半俗不俗的，读者觉得不满意，那就再俗一点儿，俗到足够吸引读者，俗到有让读者欲罢不能的吸引力！

    于是很快生产出一大批稿子，都是学着市场上最流行的文章，用极尽夸张的题目和暧昧的封面人物形象吸引大人去买。

    比如《旅馆招聘了五个姑娘》《风流老板落网记》这一类，总得来说，还比较隐晦，都是非常咸湿的小说。

    写这些的人，都是些郁郁不得志的文学男青年，用后世的话说就是一群“死宅”，而且是一群严重的“直男癌”，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找不着对象的大龄男青年”。

    胡勋碧找了很多这样的作者，这群人你别看他们没什么本事，但是这些人就跟那个鸭蛋一样，脑袋里全是黄，总能想一些常人想不到的阴暗东西。

    写的最多的就是瑟瑟类的。

    这些男同志呢，在这方面极有天赋。

    虽然里面内容的“干货”并没有多少，情节基本靠幻想，文笔基本高中刚毕业，一点都不好看特别假还全是字儿。

    但就是怪能吸引读者。

    也就凭借自己培养的这群作者，胡勋碧的《知音》月发行量很快逐步走出低谷，尤其是上个月，刊物的月发行量甚至都成功突破了50万！

    形势一片大好，胡勋碧心中自然是畅快无比，瞅着一笔笔银子进帐，也就渐渐忘了什么“人生、人性”，忘了什么“服务复女”。

    “主编，这边收到一封信。”

    回到编辑部，一名责编将一封信放到胡勋碧的案头，“是京城寄来的”

    “什么信？”

    “恩”

    见这名责编欲言又止的样子，胡勋碧猜到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赶紧拆开信，顺便问道：

    “你说啊。”

    “这”

    责编尤豫一阵儿开了口，介绍说，信件是作家江弦寄来的，内容也很简单，总得来说就是对他们《知音》上一期发表的那篇文章非常不满意，认为是对他的污蔑，要求他们撤稿，收回已发表的刊物，然后公开对他江弦进行道歉。

    “呵。”

    胡勋碧看了眼信件，然后拍在一边儿，“行了，我知道了。”

    责编见他没什么反应，有些疑惑，“主编，咱们不用回应一下么？”

    “回应？怎么回应？”

    胡勋碧没好气儿道：“我说你年纪也不小了，这种事儿还回应？你是不是得去看看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