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了。

    《上海文学》也是非常不错的杂志，而且今年会设立《上海文学》奖，这个奖在国内文学界具有重要地位，是当代中国文学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权威奖项之一。

    不知不觉就聊到了十点多。

    楼道里渐渐安静下来，其他房间的灯也陆续熄了。

    李坨意犹未尽地打了个哈欠：“行了，今儿就到这儿吧！明天还得开会呢。小司，不错！有机会再聊！”

    司齐回到房间。

    洗漱躺下，窗外是西湖的夜色，室内的司齐嗅着床单暴晒后残留的舒服香味，却有点睡不着。

    想起刚才那些热烈的讨论，这个年代，开会是真的在“会”和“聊”。

    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没有等级森严的座次，大家因为文学聚在一起，质朴，热烈，带着点理想主义，却也纯粹得让人感动。

    他平躺在硬板床上，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上被月光勾勒出的、模糊的斑驳痕迹。白天的情景，像过电影一样，在他脑海里反复上演……

    这些不再是杂志上铅印的名字，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他们为了文学，从四面八方聚到西湖边，他忽然想起了海盐，想起了文化馆那间堆满旧书的宿舍，想起了和余桦、陆浙生他们胡吹海侃的夜晚……

    一种强烈的、想要写点什么的冲动，毫无征兆地涌了上来。就是一种……必须此刻、立即记录下来的倾诉欲。

    他悄悄地坐起身，借着月光，摸索着穿上外套，坐到靠窗那张旧书桌前，拧亮了那盏绿色的台灯。

    灯光“啪”地一声亮起，划破一室黑暗，也仿佛在他内心点亮了一簇火苗。

    桌上有会议发的信笺，纸质粗糙，却足够用了。

    他拧开钢笔，吸饱了蓝黑墨水。

    写什么呢？

    一个名字，几乎是本能地，跳进了他的脑海——树先生。

    笔尖落下，发出沙沙的轻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他写下标题：Hello!树先生

    他不再犹豫，思绪像开了闸的洪水，顺着笔尖倾泻而出。

    他写北方的冬天，写那种干冷干冷、能把人鼻子冻掉的空气，写光秃秃的枝桠像无数只伸向灰白天空的、绝望的手。

    他写一个叫“树”的男人，排行老三，有点怂，有点窝囊，在村里像个透明的影子，谁都可以开他的玩笑，谁都可以支使他干活。

    他写树的哥哥，很多年前因为“搞破鞋”被父亲失手勒死，那棵歪脖子树，成了树心里永远拔不掉的一根刺。

    他写树的“通灵”。

    那不是真的有了什么神通，而是在现实里被挤压到极致后，精神发生的一种奇妙“错位”。

    当他开始胡说八道，开始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时，那些曾经欺负他、看不起他的人，反而开始怕他，敬他，求他“算命”了。

    是人心里那点对未知的恐惧，对运气的渴望，让一个傻子成了“半仙”。

    他写树的爱情，那段短暂得像冬天里呵出的一口白气的温暖。

    他写小梅，残疾的聋哑女孩。

    只有在她面前，树才不是“树先生”，才是个普通的、会害羞、会想要保护别人的男人……

    写着写着，司齐仿佛不再是坐在西湖边的宾馆里，而是走进了那个东北小村，变成了树先生。

    窗外的天色，由浓墨般的漆黑，渐渐透出些鸭蛋青的亮色。

    远处传来早班公交车的引擎声，和清洁工扫帚划过地面的沙沙声。

    司齐终于停下笔，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跑完了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他数了数稿纸，竟然写了厚厚一叠。

    字迹潦草，有些地方还有涂改，但一股鲜活、生猛的气息，扑面而来。

    他没有明确的结局，树先生挥舞着那双无处安放的手，蹒跚走向了那片通向名为“未来”的铁路。

    他的背影，像个滑稽的指挥官，又像个找不到家的孩子。

    司齐在最后一行写下：“那一刻，在树的眼里，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树的模样，在寒冷的北中国天空下，相互问候着：Hello!树先生。”

    写完最后一个句号，他放下笔，感觉浑身像被抽空了一样。

    他走到窗前，拉开窗帘。

    不知何时，天色竟已大亮。

    一股疲乏感袭来，司齐重重的躺在了床上。

    第二天上午九点，杭州陆军疗养院的小会议室里，“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座谈会准时开始。

    长条桌旁坐满了人，烟雾缭绕，茶香混合着烟味。

    沈湖根作为东道主《西湖》的代表，坐在主位，旁边是《上海文学》的周介仁、李坨、郑万隆等京沪来的大家。韩少宫、阿城、李航育等青年作家分坐两侧，陈思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