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汴梁纸贵。

    这本《立心论》像一块石头砸进了大宋文坛这潭水里，激起的波澜远比杏坛讲学那次更大、更持久。

    旧党这边反应最快，也最激烈。

    程颐自杏坛之后一直在闭门著书，本意是不愿再跟一个后生晚辈正面交锋，但《立心论》一出来，他坐不住了。

    他的弟子谢良佐把书买回来呈上，程颐读到“心即理”那一章时眉头紧锁，读到“良知不分贵贱，人人皆可为圣贤”时，霍然起身，在书房里来回走了好几趟。

    这句话直接动了理学的根基——理学讲天理在外、圣贤在上，就是要靠读书明理、靠师长传道才能接近天理。

    心学倒好，说人人心里都有良知，那还读什么经？还要什么师承？还要什么圣贤？这不是启蒙，这是造反。

    程颐当夜把几个得力弟子叫到书房，指着《立心论》说：“此书看似论学，实则论政。心即理，外无天理，则祖宗法度便失了天理依据；知行合一，则以实务衡量学问，空谈义理者便无处立足；致良知，则人人自以为心有标尺，贤愚不分，贵贱无别。此三论，条条直指朝堂，直指旧党。”

    谢良佐问要不要写文章驳斥，程颐沉默了很久。

    他知道这本书最难对付的地方就在这里，东方曜用的全是儒家的话，引的全是孔孟的典，要驳《立心论》，就得用儒家本义去驳，但儒家本义里到处都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民为贵”这样的话，你越驳越像是在帮他证明。

    他叹了口气，说：“不必了。此书已传开，驳是驳不回去了。与其在笔墨上纠缠，不如在经义上讲深讲透，让学生们知道，理学才是正道。”

    朱光庭的反应比师父暴躁得多。他在洛党聚会上把《立心论》往桌上一摔，当着一群同门的面说：“这书是直接对着经筵来的。官家年幼，若有人将此书中‘良知不分贵贱’‘不以资历定贤愚’之论呈入宫中，陛下会怎么想？陛下一旦信了这套，我等在经筵上讲的圣贤大道，在陛下眼里就成了空谈义理！”

    贾易接过话头，冷冷地说：“东方曜此人，不是寻常书生。他每一步都走得很准——先在杏坛立言，再出书立道，接下来就该结交朝臣、培植党羽了。他的目标根本就是变法。”

    吕大临比较冷静，把书从头到尾细读了一遍，对同门说：“老实讲，此书在学理上自成体系，不是胡言乱语。要驳，得有真功夫，乱骂只会把中间派推到那边去。”

    旧党在京高层读了《立心论》，反应各有不同，但大多选择了沉默。

    尚书左丞吕公著在政事堂值房里把书看完，对属官说了一句：“程正叔麻烦了。”属官问要不要上奏禁书，吕公著摇头，“禁不了。书里没有一个字犯禁，禁了反而帮他扬名。不如冷处理。”

    但他私下里让人抄了三份，分别送到了司马光府上、苏辙府上，以及宫中垂帘的那位太皇太后案头。

    新党在《立心论》上读出了截然不同的东西。

    枢密院那边，新党留守的几个中层官员传阅完《立心论》，反应更直接。一个姓韩的郎中把书往袖子里一塞，对同僚说：“此书当做新党子弟必读。章相公、蔡相公虽然远贬在外，但他们迟早要回来的。他们回来的时候，扛的就是这面旗。”

    消息沿着驿道传到岭南。

    章惇在贬所接到《立心论》刻本的时候，是个闷热的午后。

    他翻了几页，翻到“知行合一”章，手猛地顿住了。旁边的人看他脸色变化，不敢出声。

    章惇把那一章读完，仰头灌了一碗凉茶，忽然放声大笑。

    身边的老仆吓了一跳。

    自从被贬到岭南，章惇的脾气就没好过，别说笑了，连话都懒得说。今天却笑得这么大声，老仆觉得不太正常。

    章惇笑够了，把书拍到桌上：“我章惇在朝中斗了二十年，谁不说我是新党头号硬骨头？但我一直找不到一句话能说到根子上。东方家这孩子，十五岁就帮我说出来了。知行合一，好一个知行合一！我变法不是乱臣贼子，是致良知！这顶帽子谁敢摘我的？”

    他对身边的人说：“把这书抄几份，托人带给蔡确、李清臣、张商英，每人一份。让他们都看看——新党后继有人，比咱们都狠。”

    又过了几天，枢密院的公私信函中有一封送到了洛阳，收信人是程颢。

    程颢靠在病榻上，让门人把《立心论》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听完后，他闭着眼睛很久没说话。

    门人以为他又睡着了，正要把书收走，程颢突然开口了，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正叔输在哪儿？正叔以为自己在跟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比学问。其实不是。这个东方曜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跟正叔比学问——他是来开新路的。理学走了几十年，根基扎得再深，也只是大树枝叶。心学自己另种了一棵树。这棵树现在是小，但它能长。”

    门人问他怎么看心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