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夫、小学教师、药店老板、退休邮递员……共五十人，代表各阶层，另有二十个辩论员，其他为观众团。

    “欢迎来到权力动物园。”

    开幕式上，我亲自担任解说：“未来一个月，你们将轮流扮演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实验室的核心是“资源分配游戏”，参与者被随机分为“官员组”和“民众组”，前者负责分配有限的食物券、医疗资源和教育经费。

    游戏规则精心设计过——官员组很快会发现自己能通过克扣民众组资源来获取特权，而民众组要学习如何监督和反抗。

    第一周简直是灾难。担任财政部长的渔夫给自家亲戚批了三倍补贴；教育局长（那位药店老板）把新建学校全划到了富人区；更讽刺的是“警察总长”，小学教师林女士，她居然下令逮捕所有提意见的“刁民”。

    “这不对！”

    第五天晚上，退休邮递员老陈踹开了官员组休息室：“你们明明答应平均分配！”

    渔夫部长晃着红酒杯，理直气壮道：“总得有人多吃点才能好好工作嘛。”

    千相镜记录着意识体的变化。

    仅仅五天，那些淳朴的市民在掌握权力后，意识体就长出了类似职业政客的利爪。

    而民众组的意识体则开始萎缩，就像长期圈养的动物。

    转折点在第二周出现。

    林女士在扮演“最高法院院长”时，突然叫停游戏：“我昨天克扣了西区的医疗预算。”

    她声音有些发抖，似乎想到了什么：“就因为他们上次投票反对我。”

    林女士镜片后的眼睛闪着泪光：“现实中杜岩委员就这么干的，对吗？为了惩罚反对党选区？”

    实验室鸦雀无声。

    “去年东岸大桥的招标……”

    渔夫突然说道：“我表哥的建材公司明明报价最低……”

    “西岭矿难死亡人数被瞒报了三分之一。”

    老陈揉着关节炎发作的膝盖：“我侄女在殡仪馆工作……”

    这场自发召开的“揭弊会”持续到凌晨。

    天亮时，参与者们红着眼睛要求重玩游戏。

    这次他们主动设立了“监督委员会”，制定了“官员财产公示规则”，甚至有人提议“定期重选领导”。

    “权力像河豚。”

    结业仪式上，林女士作为代表发言：“美味但有毒，需要专业处理。”

    她展示小组设计的“权力分割图”，把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别交给不同机构，“我们管这叫‘防贼式政府’。

    实验室成果比预期更好。

    参与者和观众们回到各自社区后，自发成立了“公民监督会”。

    第一个目标是市政厅的年度预算，主妇们带着计算器核对每笔开支，退休会计师免费帮街坊分析税单，连中学生都开始追问学校午餐的采购流程。

    杜岩派系坐不住了。

    《宁国日报》头版刊登《警惕民粹主义破坏稳定》，媒体委员会下令删减所有关于“权力实验室”的报道。

    但这次他们遇到了阻力，那些经历过权力模拟的市民，已经能识别这种压制手段了。

    “议长，杜岩委员要求紧急会见。”

    秘书紧张地通报：“他说……说您煽动□□。”

    我正批阅实验室二期方案：“让他进来。”

    杜岩像阵黑风般卷进办公室。

    这位保守派领袖穿着传统丝绸长衫，胸前别着象征连续任职十年的金质徽章。

    “宁远！”

    他省去所有礼节：“你知不知道外面成什么样子？西区市民拒绝缴纳路灯费，说要先看支出明细！”

    “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

    我推过茶杯：“尝尝，新摘的云雾茶。”

    “权利？”

    杜岩的假笑像刀刻在脸上：“没有我们日夜操劳，这些刁民哪来的权利？”

    他突然压低声音：“听着，只要你停止那个荒唐的任期法案，我可以保证你连任……”

    我哼了一声：“你在议会储藏室第三排保险箱藏了金条。”

    杜岩顿时变色。

    我转向杜岩：“这样吧，下周的辩论会，我们公开讨论任期制，让人们判断是不是‘荒唐’。”

    辩论会当天，议会大厦被市民挤得水泄不通。

    杜岩派系搬出所有理论：国家需要政策延续性啦，频繁选举浪费资源啦，甚至搬出“民众素质论”，说普通人根本不懂复杂国政。

    我听着这些陈词滥调，想起实验室里那个最初贪腐、后来主动要求监督的渔夫。

    “诸位见过齿轮吗？”

    我的反驳从看似无关的话题开始：“再精密的齿轮，长期单方向受力也会变形。”

    “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