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指纹。那个窗台上的印子。那些纹路，全世界只有一个人有——这个想法，你是怎么想到的？”

    玛丽顿了一下。

    “我……那天墨水滴在手上，我不小心按在纸上，留下了印子。”她说，“然后我想，如果每个人的印子都不一样，那是不是……可以用来找出凶手？”

    班纳特先生看着她，看了很久。

    然后他笑了。

    不是那种嘲讽的笑，不是那种无奈的苦笑。是一种玛丽从未见过的笑——像是发现了什么宝藏，像是看见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

    “你知不知道，”他说，“我书房里那些书，那些法律书，那些关于刑侦的书，没有一本提到过这个。”

    玛丽愣住了装作奇怪的样子问。

    “没有？”

    “没有。”他摇摇头，“他们讲证据，讲口供，讲推理。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人留下的印子，可以是独一无二的。可以是永远无法抵赖的。可以是比任何口供都更可靠的证据。”

    他顿了顿。

    “你写的这个故事，比他们那些书都更聪明。”

    玛丽站在那里，心跳快得像要从胸口蹦出来。

    “真的？”

    “真的。”

    班纳特先生伸出手，按在她肩膀上。那只手很轻，但很稳。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到这些的。”他说，“但我想让你知道，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故事之一。不是‘九岁孩子写的故事’，是‘故事’。是任何人写出来，我都会觉得好的故事。”

    玛丽的眼睛忽然湿了。

    她低下头，用手背擦了擦眼角。

    “谢谢您。”她说，声音闷闷的。

    班纳特先生没有再说别的。他拍了拍她的肩膀，转身走了。

    走了几步，他又停下来，回过头。

    “你接下来打算写什么？”

    玛丽抬起头，看着他。

    “弗朗西丝·沃斯通的第二案。”她说。

    他点了点头。

    “写完了，再给我看。”

    ——

    那天晚上，玛丽躺在床上，把那叠稿子抱在胸口。

    她睡不着。

    父亲的眼睛是红的。他说他读了三遍。他说这是他读过的最好的故事之一。他说“写完了，再给我看”。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湿了一小块。

    不是因为难过。

    是别的什么。

    她闭上眼睛。

    弗朗西丝·沃斯通。

    第二案。

    她已经在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