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门在身后合拢时，我眯起眼适应外面的光。

    七年前进去那天是雪天，现在头顶的太阳晒得脖颈发烫。

    口袋里手机震个不停，我摁下接听键，一个沙哑嗓门直接喊我大名——是以前在北京潘家园倒腾瓷器的那个胖子，说现在跟着他干，月薪十万，配辆帕萨特。

    挂断后又有两个号码打进来，一个开价二十万，说给配车配房，话里话外透着我在北方圈子里的名头还能用。

    我把这些号码都存了，没存姓名，锁屏的时候手指在拒绝键上停了两秒。

    我十六岁入行，那会儿在漠河边上的小山村里，奶奶每个月领八十多块低保，外加一百出头的孤儿补贴，祖孙俩就靠这两百块钱活着。

    村小学的老师总找我家长，说我又打架了，或者作业本上全是红叉，奶奶就拄着拐杖去学校，回来也不骂我，只是坐在炕沿上**。

    那时候我就知道，想让她过上好日子，念书这条路走不通。

    出来第三天我到了大理。

    洱海边有条苍山东路，挨着乐玛特超市，我在那儿盘了个小门脸，卖烟酒零食。

    白天没顾客的时候，搬把藤椅坐在门口，看水面上太阳碎成一片片金箔。

    偶尔有游客路过，问我这儿离古城多远，我伸手指个方向，他们点点头走了。

    前阵子新闻里播三星堆新出土了黄金面具，镜头扫过那些青铜器时，我握着遥控器的手顿住了。

    我见过类似的东西——不是电视里那种埋在祭坑里的，是从地下几十米深的地方，裹着湿泥被人用绳子拽上来的。

    那时候手电筒的光打上去，纹路里还渗着地下水，晾干后能卖出县城一套房的价格。

    现在鬼吹灯、盗墓笔记这些书和剧火得一塌糊涂，年轻人在网上喊“摸金校尉”。

    我刷到那些帖子时，嘴角发苦。

    他们不知道我们那会儿怎么干的——冬天冻土硬得像石头，一镐头下去虎口震裂，夏天墓室里闷得透不过气，上来后耳朵嗡嗡响好几天。

    算了，从头说吧。

    那年在东北，刚开春，山上的雪还没化透。

    我跟奶奶说想出去打工，她没拦我，只是从柜子底层摸出一个布包，拆开三层，里面是攒了不知多久的两百块钱，票子都皱巴巴的。

    我没接那钱，转身出门时听见她在身后说：“别走太远，天冷了就回来。”

    我坐上那趟绿皮火车时，兜里揣着从同学那儿借来的路费。

    车窗外的白桦林退得很快，雪地上偶尔能看到狍子的脚印。

    我不知道这趟车会把我带到哪儿，只知道不能再在那个小山村里待下去了——每天早上起来看奶奶咳嗽着生火做饭，土墙上糊的报纸黄得发黑，院子里那口压水井冬天冻住了，得浇一瓢热水才能出水。

    这些画面卡在我喉咙里，咽不下去，吐不出来。

    火车颠簸了十几个小时，我在沈阳站下了车。

    站前广场上人来人往，有拉客住宿的大妈，有兜售地图的小贩，有个穿皮夹克的中年男人靠在栏杆上抽烟，眼神跟着我走。

    我蹲在台阶上啃了俩馒头，那男人凑过来问：“小兄弟，找活儿干？”

    我抬头看他，他掐灭烟头踩了一脚，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过来。

    名片上印着“古玩艺术品交流中心”

    ，下面一行小字：沈阳道XX号。

    我当时不识字，看见那张纸片上印着字就觉得是正经地方。

    后来才知道，那张名片是我这辈子迈错的第一步。

    那阵子，家里的黑白电视一到傍晚就播放某个频道的鉴宝节目。

    我窝在沙发上，眼珠子都快粘在屏幕上。

    那些人之前随手丢在墙角的破罐子烂碗，经过专家一瞧，张嘴就是几万块——据说能换一套房子，或者一辆小轿车。

    我编了个谎，跟奶奶说学校让买复习资料。

    奶奶从枕头底下翻出皱巴巴的票子递给我。

    钱一到手，我转身就往书店跑，买的全是讲古董的大厚书。

    第一本叫《古泉五十名珍》，沉甸甸的，光封面就让我喘不过气。

    古泉其实就是铜钱，我们那边老辈人管它叫紫钱。

    翻完那本书，我觉得自己像是被人往脑子里灌了一桶热油，整个人烧得发烫，满脑子都是那些锈迹斑斑的小圆片能变成钞票的样子。

    我先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柜子顶上、炕洞底下、老木箱的夹层，能摸到的地方全摸了一遍。

    后来又打起了同学的主意。

    我跟他们说，家里那些老铜钱，甭管上面的字认不认识，五毛钱一个，我全收。

    有几个馋嘴的家伙真从自家抽屉里偷了铜钱出来卖给我。

    为了攒钱，我在学校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