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子，直接试吧，”

    他踢了踢脚下的硬土，“底下应该没石头。”

    我摸了摸口袋，确实没别的东西可用。

    硬着头皮上吧。

    手电筒的光束打在铲头上，我蹲下身开始拧螺丝，一节节接杆子。

    砖房后头，之前划定的两个点清清楚楚。

    双手举起铲子，用力砸下去。

    铁器撞到地面，震得虎口发麻。

    土硬得不像话，像冻住的铁板。

    零下的气温把地表冻成了一整块。

    冬天这种冻层，少说也有七八十公分厚，打通了那片，再往下就能松快些。

    我和豆芽轮着来，汗水从额头往下淌，一点点在砖房背后凿出个小洞。

    差不多一米深度，冻层终于过了。

    运气还行，没撞上石头。

    这时候腰间的对讲机亮起红灯。

    姜圆的声音压得很低：“有人过来了，小心。”

    我赶紧把铲子收回来，拽着豆芽退到墙角阴影里。

    耳朵竖起来，听着脚步声由远及近。

    大概过了四五分钟。

    “走了，”

    对讲机那头补了一句，“安全。”

    我们又回到原位，继续干。

    最怕的事还是来了。

    打到地下三米左右，铁尖“当”

    一声磕到了硬物。

    摸着杆子传来的震动，我叹了口气。

    石头挡路，这位置废了。

    只能换第二个点。

    第二个探点跟第一个隔了十来步远。

    要是白天干，准被人看见。

    好在天黑了，姜圆还在外围盯着。

    换地方后我手上加了劲儿。

    每收回一铲，我都借着月光看土层颜色，找有没有花土或者活土的痕迹。

    深度不够，还得接杆子。

    还不够，继续接。

    豆芽忽然开口：“峰子，没了。

    就带了四根。”

    我咬着牙想了片刻：“你回去拿。

    一小时能回来不？越快越好。”

    他看了眼腕上的表：“你找个地方躲好，别让人逮了。

    我跑着去。”

    对讲机里传来姜圆的询问：“那个豆子怎么走了？”

    “算漏了，”

    我压低声音，“他回去取东西。

    你过来，到后头这儿藏着，别让人瞧见。”

    厂里还有夜班的人在忙。

    半突然起了风，刮在脸上像刀割。

    姜圆戴上猴帽，缩在墙角背风处。

    我没帽子，四下扫了一圈没动静，摸出根烟点上取暖。

    “喂，没睡着吧？”

    她戴着猴帽看不清表情，只见眼睛闭上又睁开。

    “没睡，”

    她说。

    “问你个事。

    你们姜家那个倒着走祭祀的规矩，怎么来的？知道不？”

    她想了想：“从我有记忆起就这样。

    听爷爷说，是上几辈传下来的。

    我没见过太奶奶，爷爷说她有一晚倒着走祭祖，把个小鬼子活活吓死了。”

    “你太奶奶吓死过鬼子？”

    我手上的烟差点掉下来。

    我琢磨着那晚姜圆差点把我魂吓飞的事，突然觉得这说法真不是空穴来风。

    姜家往上数几辈，她太奶奶那会儿可是方圆几十里的大地主。

    太奶奶嫁了个叫刘塘的男人，刘塘的爹叫刘春霖，这位在1904年中了甲辰恩科头名状元，也就是清朝最后一届科举的头彩，在当地那是响当当的人物。

    日本人打进村子那年冬天，家家户户天黑就闩紧门板，街上连条野狗都不敢乱窜。

    鬼子兵在村外扎了营，领头那个叫小矶昭远，村民们私下喊他“小鸡太远”

    ，这人晚上起夜时远远看见一团红影子，扯着嗓子嚷“八嘎，花姑娘的干活”

    ，招呼三个兵就追了过去。

    事情出在十二月中旬的深夜。

    姜圆的太奶奶坐不住，不听刘塘拦着，非要去祖坟烧纸上供。

    她拎起红灯笼，挎上装满香烛纸钱的竹篮，半夜十二点多摸黑出了门。

    西安硫酸厂那会儿还是片荒草岗子，当地人说谁家死了小孩都往那儿埋。

    月光淡淡地洒在土路上，太奶奶穿着一身白衣裳，红灯影子一晃一晃的，她倒着步子慢慢走。

    风把篮子里的纸钱吹散了几张，黏在她散开的头发丝上，她够不着，就反过手去摸索着头皮找。

    鬼子兵里有个心脏有毛病的，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