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三经厂出的书好卖，就非要掺和一脚，对吧，洪武元年八月，太祖高皇帝下诏，书籍、笔墨、田器不得纳税。诏除了这书籍税，平日里不纳税也就罢了，这是要作甚？简直贪得无厌。”

    “嘉靖十二年，监本不可翻刻另刻，乃是明文，如此纠缠不休，就是图财。”

    嘉靖十年，嘉靖皇帝下诏扩建三经厂，三经厂属于内署，由太监全权负责，三经厂所辖刻字匠、雕印匠、裱褙匠、折配匠等工役已达千馀人，为大明内署规模最大的刻书机构。

    内署刻的名叫监本，制作精良，售价昂贵，但同样购书者极多。

    嘉靖十一年起，司礼监刊印罗贯中所作长篇小说《三国志浅显演义》，卖的极好，卖书也是个买卖营生，但是很快民间的书坊就开始翻刻，宫里的收入大减。

    嘉靖皇帝想了个小妙招，让司礼监专门加了几句嘉靖皇帝的原话，再敢翻刻，就以造谶纬、妖书处置，才算是止住了翻刻，后来几次大规模的刊刻，嘉靖都来这招儿。

    司礼监今年比去年多印了一本，除了矛盾说，还有张居正注解的《四书直解》，而且都有小皇帝读书的笔记，有小皇帝的理解，当然那些君父君国是否一体的问题，并没有刻录。

    就是小皇帝让刻，司礼监也没那个胆子。

    皇帝使用，大明元辅注解的论语，这可是顶级教科书，这一下子就激活了大明望子成龙的家长们，极其恐怖的购买力，三经厂今年赚的盆满钵满。

    冯保一眼就看穿了，两个御史吃这口馊饭，明面上打着不可伤耳目之臣骨鲠正气、宦官出宫鱼肉四方、大明文教当兴、四书直解早有定式、内官贪得无厌，将皇帝所用书籍、所言章句刊刻为书，是大不敬之罪。

    朱翊钧则是平静的说道：“二位御史，除了为了求财，关键便是这四书直解早有定式吧，先生所校注解四书，大行其道，诸位的四书直解，诸位学派，恐有颠复之危，实在是找不到了，只好把张进打人的事儿，拿出来说是了。”

    朱翊钧察觉到了盲点，大明有规定，四书五经，涉及到了科举的所有书籍，都必须要按照官定版样，照式翻刻，方许售卖，私刻等同妖书处置。

    不谈矛盾说，更不说小皇帝的那些理解，就张居正本人注解的四书直解，就已经足够离经叛道了，就这一个政字，张居正的理解，不仅仅是个名词，而且还是正人者之不正的动词表述，单单这一个字，张居正就已经可以被打为法家异端了。

    当然，除了小皇帝，也没人能惩罚张居正。

    冯保认为两人家里都有书坊，是为了求财，而朱翊钧则认为他们这两个御史在争夺知识的解释权。

    两个目的兼有。

    朱翊钧略微有些感触的说道：“张进、张诚挨了十丈，南衙言官王颐当初只是训诫了一番，你二人这是非要朝廷给他定个谶纬之罪，要王颐死不成？”

    司礼监只是想挣钱，但是麻永吉和馀乾贞真的想要王颐死。

    “不过朕认真思虑，二位所说也有道理，文教国之大事，朕允了，张进打王颐之案，再行提问一二。”朱翊钧话锋一转，准备核准这份奏疏。

    是麻永吉和馀乾贞要翻旧帐，小皇帝这里也有两笔旧帐要翻一翻，比如胡宗宪案、比如刺王杀驾案，比如吴兑谎报军情案，比如徐阶长子徐璠杀人案。

    麻永吉和馀乾贞面色一喜，陛下居然答应了？

    张居正一看这架势，立刻开口说道：“子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廷议已经有了论断之事，非要拿出来再说，二位可要想清楚了，此端一开，后果难料。”

    “先生！”朱翊钧听闻，略微有些埋怨的说道，张居正，你到底站哪头儿！

    张居正罕见的产生了一些迷茫，小皇帝没亲政，张居正当国，那他张居正到底是在保护小皇帝，还是在保护朝臣？

    若是把小皇帝从不能亲政的牢笼里放出来，到底放出来怎样一个恐怖的怪物出来？

    看看这个阳光开朗的家伙，这眼睛珠子一转，就是个鬼主意，一切战术转换家。

    鲁哀公问宰我：做祭祀大地的社，神位应该用什么木料？

    宰我回答说：夏后氏立社用松木，殷人立社，用柏木，周人立社，用栗木，之所以用栗树，取于战栗之义。周时祭祀，都会杀死活人战俘或者国民，目的是使百姓战战栗栗，不敢反抗。”

    孔子听到这些话，告诫宰我说：已经过去的事不用解释了，已经完成的事不要再劝谏了，已过去的事也不要再追究了。

    这便是既往不咎的出处。

    事之已成、已遂、已往者，不说、不谏、不咎。

    圣人训不总是被遵守的，比如宪宗恢复叔叔朱祁钰的皇帝号，为于谦平反；比如胡宗宪案，录胡宗宪平虏之功。

    张居正在提醒两个蠢货，非要吃馊饭，吃坏了肚子，别怪他这个首辅没提醒他们。

    麻永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