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下令，也撤不回来，而天兵必至，并不是宣战，而是宣战前的警告，誓师出征的檄文，才是宣战。

    倭寇在短短十九天内，就制造数十起无差别屠杀的惨案，朱翊钧的命令，在加速战争的流程。

    李舜臣在面圣的时候，说万望大明天兵解朝鲜万民于倒悬，大明皇帝初听这话，还不以为然，现在反而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大明军对于朝鲜人而言，的确是天兵，的确是解救他们于倒悬。

    这一日的廷议，大明大臣们和皇帝，达成了一致，推动加速战争的流程，廷议之中，有一件事是非常奇怪的，那就是大明海防巡检，居然可以在敌占区里，光明正大的活动，而倭寇居然真的执行了军令，不对大明海防巡检动手，不是倭寇令行禁止，而是倭寇也不敢动手。

    因为海防巡检的身后站着十万水师，游龙号就停在济州岛的海港之中。

    廷议之后，张居正和戚继光留在了文华殿上，大事开小会，小事开闭门会，大明皇帝和左膀右臂的这个闭门会，主要是确定战争的走向。“陛下，明年年初誓师开拔，臣以为可以让李如松带三个骑营，先走一步，前往九连城，一旦粮草凑齐了，立刻进入干涉，与此同时，水师切断倭寇海上补给。”戚继光站在堪舆图前，告知陛下由讲武学堂制定的第一阶段作战计划。

    切断倭寇海上补给，就代表着大明军可以从漫长的海岸线任何一点登陆作战，现在倭寇在半岛之上，如同常山之蛇，制海权的优势，让大明军可以随时将其拦腰斩断。

    这么做，是逼迫倭寇战略收缩，为大明军入朝打开局面。

    一种十分霸道而且碾压式的打法，谨慎的戚继光制定如此作战计划的底气，是十三年来的振武，是陛下风雨不断、日复一日的到北大营操阅军马。

    皇帝、将领、军兵之间的信任危机，大明皇帝用自己的勤劳和坚毅，给出了一种自上而下的解法，戚继光用上报天子、下救黔首，给出了自下而上的解法。

    正是这两种解法，奠定了大明京营和水师的战无不胜。

    张居正面色凝重的说道：“陛下，臣以为应该谨防这一仗，打成养寇自重和拥兵自重。”

    “先生！”朱翊钧有些讶异的看着张居正说道：“先生，富国强兵是万历元年先生首倡，大明军全饷，也是先生在万历三年推行，万历六年执行的新政。”

    振武这件事，可是张居正新政重要部分！现在张居正反而提醒皇帝，防止打成养寇自重的烂仗。

    “陛下，振武和防止养寇自重，这不矛盾。”张居正十分肯定的说道：“若是真的打成了养寇自重的烂仗，那就要议和，快速结束战争，绝对不能因为朝鲜，眈误了大明新政的推行。”

    “战争现在还没开始，朝廷应该做好一切可能的准备。”

    朱翊钧看着张居正，沉默了片刻说道：“先生所言有理。”

    张居正的意思非常明确，不要让朝鲜半岛的局势，拖累大明的发展，打断大明新政的进程，大明利益高于朝鲜利益。

    他的话也是一种未虑胜先虑败的慎重，作为决策者，作为大明亿兆瞻仰的皇帝，要保持足够的理智，分得清楚轻重缓急。

    朱翊钧对此深表赞同。

    中原王朝历代的战略，向来是对北方防守，对西域则是强横时进攻，衰弱时防守，对西南也就是岭南诸国，一般取攻势，而朝鲜半岛，因为战略纵深不深，面积不大，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等诸多方面原因，对中原王朝威胁较小，理当不是战略方向。

    可历史往往不讲道理，朝鲜半岛方向，往往会发展成主要战略方向，最终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比如，隋炀帝三征高句丽，三战皆败，最后连隋朝都灭亡了。

    而到了唐朝，贞观之治和永徽之治，大唐可谓是世界最强帝国，也用了整整五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才彻底摆平了东北方向战线，唐王朝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受东北线的牵制和拖累，唐在北线对突厥、薛延陀作战和西线对吐谷浑、吐蕃、西突厥作战都受到很大影响，常常陷入战略被动，兵不敷用。

    大明正在重开西域，如果走了唐王朝的老路，东北方向的战线，打成了养寇自重的烂仗，大明朝重开西域就成为了镜花水月。

    唐初明相房玄龄在弥留之际，给唐太宗李世民留下了遗言：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它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

    房玄龄说，陛下威名功德已经足够了，开疆拓土也可以停止了，如果高丽上下有违臣节，就杀了他；侵扰百姓，就灭了他；如果势大威胁大唐，就除了他；可是没有这种危机，拖累大唐，只是为了隋朝雪耻，为了新罗报仇，就是收益小，损失大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