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是诡寄在死人名下，家宅是租贷远房亲朋，下人全都是和工坊签的劳务合同，刘友嘉主打一个一无所有。

    刘友嘉分文没有，姚光启这头还没找到刘友嘉的财产，那头刘友嘉就让徐四海去泄愤了。

    刘友嘉的银子在哪里？松江府查实，刘友嘉的银子，都在私人的钱庄里放高利贷赚利息。

    这还是稽税院跟着银路查到的线索，也就是稽税缇骑办案不讲法理，百无禁忌才找得到，否则地方衙门查一辈子也找不到。

    第一份杂报，讨论的是为何基层判决如此难以执行，是否可以让稽税院帮忙穿透，查找财物强制执行。

    第二份杂报来自李贽，李贽在杂报里，则以矛盾说讨论了矛盾激化的过程，刘友嘉有四次机会，可以避免灾祸发生。

    首先是在驴踢人的时候，刘友嘉作为豆腐坊的主人，就该慰劳，而非恶语相向；

    其次是马三强养伤时候，刘友嘉但凡还是个人，就该去家中慰问看望，主动承担汤药费；

    再之是马三强康复后，索求五银，刘友嘉无论出于道义还是责任，都该偿付；

    最后则是在买凶杀人时候，迷途知返，当刘友嘉让徐四海去为难马三强的时候，已经是复水难收；

    整个矛盾激化的过程，居上位者也就是地位上的君子，总是掌控和主导矛盾激化程度；

    而马三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无敌，毫无顾忌，母妻子皆亡的时候，掌控和主导矛盾激化的就到了居卑鄙者手中。

    这个矛盾主导者变化过程，十分显著。

    而量变引发了质变，当这种居卑鄙者的数量，累积到一种程度，就是天变之日。

    李贽从矛盾说去分析其中的矛盾，论述了主导矛盾的主体，在矛盾不断极化过程中的攻守易形。

    如果朝廷没有作为，制造这种无敌之人，这种骇人听闻的案件将会愈演愈烈。

    朱翊钧眉头紧蹙的说道：“徐四海下的命令，的确是打一顿，是这四人在扭打的时候，推了马三强母亲一把，杀死了马三强的母亲，才一不做二不休，强淫了其妻子，听到村里人声犬吠，才狼狈逃窜。”

    徐四海四个手下被抓后，交代了为何没有斩草除根，把马自强也给杀了。

    因为村里人听到了动静，已经过来查看情况，这四人只能狼狈逃跑，没有继续痛下杀手，否则马三强也死了。

    马三强侥幸不死，之所以等不及朝廷的公义，因为他只能先下手为强，否则刘友嘉必然斩草除根。

    而第三本杂报，则是讨论了律法缺位，豪右恃势拒偿之弊。

    姚光启判罚十五银的赔偿，缺少大明律法的支持，刘友嘉不服这份判决，是因为大明律没有规定，凭什么要赔？

    十五银的赔偿，全凭姚光启地方官个人道德支撑，这种律法的缺位，更导致雇工伤残，无凭可依。

    马三强不信衙门、不信朝廷，让自己手里的刀，倒一倒心中的苦水，因为他知道朝廷律法从来不保护他这些穷苦人。

    正是这种律法的缺位，导致了势要豪右可以倚仗自己的社会地位，来拒绝一切的赔偿，为所欲为。

    在大明生产关系向自由雇佣关系转变，商品经济形成的过程中，朝廷的僵化、律法的缺失，也是让悲剧发生的原因之一。

    朝廷应该制定相应的赔付标准，极力避免这种情况。

    国朝凌驾于一切社会集体之上，调和各方矛盾，显然，马三强案，朝廷在律法上的缺位，没有履行到自己的责任。

    第四本杂报，则讨论了地方保护，势要豪右作为地方税收大户，税收的来源，地方衙门天然对势要豪右偏袒。

    第五本杂报，则是讨论大明不止一个马三强，而是千千万万个马三强，笔正根据自己的见闻，一共举了五个例子，都是相似的案件，马三强的悲剧，反复上演。

    “这本杂报，就有点不切实际了。”朱翊钧拿着北衙第六份杂报，看了会儿，摇头放在一边。

    第六份杂报则讨论了官厂和民坊之间的差别，在官厂做工，受伤了、意外死亡，都有汤药抚恤，甚至连匠人留下的子女，也能够顺利长大成人，官厂会强令这孩子留校上学，即便是不能成为士大夫，也可以成为读书识字的匠人。

    官厂和民坊之间巨大差别，干脆把天下所有民坊，全都收归官厂得了。

    官厂有官厂的问题，僵化、臃肿、世袭等等，都是难题，把天下民坊变成官厂，这和复古到井田制，没什么区别了。

    北衙的十几份杂报，主要是讨论马三强案件在各方面的意义。

    “朕看完，越发觉得南衙这些杂报面目可憎了，他们连事实都不谈，其心可诛！”朱翊钧揉了揉额头。

    不是冯保在欺上瞒下，给南衙士大夫上眼药，冯保没那个胆子。

    南北两京的杂报，全都是排的上号的大报，都拥有广泛的订阅人群，能够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