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言：婚姻，古之所重，近代以来，狃于习俗，专论聘财，有违典礼。并且在《大诰》第二十二条《婚姻》中，规定废除了所有的胡礼，不得兄收弟妇，弟纳兄妻，子承父妾等继婚制。

    大明律进一步规定，上户、中户、下户、佃户婚丧嫁娶的聘礼和嫁妆数量合银不得超过十六两，此为明文规定，违者严惩。

    但这事儿，办到了一半，在洪武年间，就已经成了沉睡条款，因为下旨无用。

    圣旨从来不是无所不能的。

    事实上，也不是大明为这事儿头疼，比如唐太宗李世民也头疼，颁布过《令有司劝勉民间嫁娶诏》，唐高宗在显庆四年，对聘礼、彩礼、嫁妆等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

    诏曰：天下嫁女受财，三品以上之家，不得过绢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过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资装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

    但是这些圣旨，和朱元璋的圣旨，一道变成了沉睡条文。

    司马光和王安石早些年是挚友，后来因为是否需要变法，变成了死敌。

    司马光回朝后废除了王安石所有新政，唯独保留一条，即婚嫁费用不得超过百千钱。

    这是当属福州知州孙觉在福州行的律法，后来被王安石纳入了新法的章程之中，而司马光不废这条的原因也非常简单：厚嫁之风日盛，人不婚宦，天下倾颓。

    这算是二人到了晚年，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了。

    连宽纵的元代，元成宗在大德八年下诏：近年聘财无法，奢靡日增，至有损资破产，不能成礼，甚则争讼不已，以致嫁娶失时，颁聘财等第；规定了聘、彩、嫁妆的上限，不得超过一千钱。

    打压民间婚姻嫁娶奢靡之风，是历朝历代的共识，原因司马光也说得非常清楚了，婚嫁的奢靡之风，直接导致了婚姻的门坎过高，女子过了婚龄不嫁，男子无力娶妻，都不生孩子，国朝必然崩溃。编民齐户，其实为了四样：户籍、田赋、徭役、兵役，人不婚宦，这四样都要崩溃，连元代都受不了这种婚姻大肆操办引发的社会问题。

    降低婚姻的门坎，让人人都能婚娶，这人口自然就上来了，而且增长速度很快，可这门坎，哪有那么容易降低的？

    圣旨要是有用，朱翊钧下一万份圣旨！

    “陛下，臣和历代先贤不一样，臣不对百姓规定，而是对官吏规定，臣不设上限，选择了一刀切，绝不能有，别说金镯子、银锭、猪羊酒茶饼等物，一文钱都不可以有，不得设席操办。”

    “违者，有聘、彩、嫁妆等事，皆下下评。”王家屏硬着头皮说道。

    “朕看明白了，朕问的是这有用吗？”朱翊钧敲了下桌子，王家屏奏疏里的内容，他看得懂，但仅限于官吏、官兵、工匠，好象对刺激人口增长，没什么效用。

    王家屏斟酌、尤豫再三，才低声说道：“陛下，臣很了解这些官吏，他们不能做的事，如果百姓可以做，他们就会变本加厉，陛下。”

    此言一出，文华殿变得安静了许多，大臣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才明白了王家屏为何不肯松手了，确实有点歹毒了，王家屏在利用倍之这种力量。

    要反对某种政令，官吏们往往会加倍执行，弄得怨声载道，沸反盈天，逼迫朝廷不得不妥协，只不过皇帝太喜欢杀人了，倍之视同谋反，会被族诛，这句话和言先生之过者斩，是相同的约束力。而现在，王家屏利用的就是倍之：堂堂统治阶级的官吏没办法大肆操办，民间势豪、富商巨贾、乡贤却还敢大肆操办。官就是官，攥着印把子，抓着权力，要收拾某个人，简直不要太简单。

    “王次辅果然是读书人啊。”朱翊钧明白了王家屏的说法，他作为老派官僚，太了解这些官吏们的做派了，朝廷不让他们做，势豪商贾乡绅也是一样，做不得，再往下的无产之人，也会受到影响。总之，数千年的历史早就证明了，层层加码才是官场的常态。

    朱翊钧的手指在桌上不停的敲动着，万事万物都是有代价的，这件事的代价很重很重，首先就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王家屏不敢在奏疏上留下名字，就知道这个政令一旦下发，会是何等的狂风巨浪，朝廷管的太宽了！

    其次就是倍之，此端一开，必然后患无穷，这就有点考验皇帝的手腕了，皇帝要是还屠刀高举，而且还得一直举着，绝不可以放下，那将倍之视同谋反族诛，可以继续在其他政令上奏效。

    这就是个选择的问题，皇帝日后想做个老好人也做不得。

    朱翊钧翻开了奏疏，写了三个字，开口说道：“这样吧，这奏疏王次辅也不必署名了，朕写了朱中兴三个字，就算是朱中兴写的。”

    “廷议庙算通过后，政策，先在松江府试行一年，而后在七府再试行两年，如果没问题，就天下推行。朱翊钧是完全虱子多了不痒，他办了万历六大案，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