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朝市舶司制度出现之后，唐宋两代数百年的时间，中国的海贸非常的繁荣，涨海声中万国商，说的就是泉州，一直到了元朝，因为南粮北运的巨大须求，海漕非常的繁盛。

    洪武年间，太祖高皇帝下旨禁海，这种禁海，让民间航运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民间海贸的处境变得不再合法，规模开始缩小，永乐官船官贸，进一步打击了民间航运。

    而永乐十三年又发生了一件事，废海改漕，就是改海运为漕运，导致海船制造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之中。漕运兴盛，海运变得逐渐昂贵了起来，到了宣德九年，制造海船的匠人已经少之又少，因为事关大明命脉的河漕更加重要，许多匠人转为制造河船，而非海船。

    民间海贸规模的缩减、海漕改为河漕导致了海船制造规模缩减、水手减少，匠人都没有，海运船只维修都变得困难重重，更别提新船制造了，当进入向下循环的时候，就变得困难起来。

    无论是大明还是西班牙，维持一支强悍的足以镇压一域的水师，都是需要庞大的民间海贸来作为支撑。洪武年间虽然禁海，但朝廷的官船官运规模相当的庞大，主要是通过运军和船户来维持，因为当时大明在辽东屯垦，超过十几万卫军，需要庞大的粮食周转，在洪武年间运军和船户加起来足足有八万馀人。而到了宣德年间，平江伯陈暄上奏言官船官贸下西洋之事言：

    南京及直隶卫所运粮官军，递年选下西洋，及征进交趾，分调北京，通计二万馀人。又、水军右等卫官军，今年选下西洋者亦多，俱无军拨补。（明宣宗实录卷64）

    在宣德年间，想要下西洋，已经没有运军可以拨补了，无人可用就是现实的困境，一如现在，太子要扩产扩军，无人可用，就是让朝廷束手无策，以至于王次辅连奸计都拿了出来。

    在宣德之后，朝廷再想下西洋，要挑战大明禁海的祖宗之法，要培养新的产业工匠、水手、舟师、船长等，还要面对巨大的投入，这些阻力让财用大亏的朝廷不得不慎重。

    “而且朝廷的僵化，超过了你的想象。”朱翊钧又谈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朝廷的僵化问题。朱翊钧眉头紧蹙的说道：“东华门外正衙钟鼓楼，万历十一年十二月初七修建完成，靡费一百二十万银，朕去了，发现楼梯扶手要修补油漆，文成公王崇古就下令补漆，并且遣人看守。”

    “去年，朕再登正衙钟鼓楼，那个地方，还有人站着看守。”

    “朕就问看守之人，为何要在此处？此校尉并不知何故，只知道五城兵马司都要派人来这里站着，足足十五年，没有任何一个人过问，这里为何要派一个人来。”

    “十五年了，就没有一个人问一问，大家十分默契地每年都要派人。”

    “为何不问？因为正衙钟鼓楼是朕下令建造，朕偶尔要去看看，五城兵马司就有一个困局，往常都派人，现在不派了，谁下的这道命令，谁就要承担责任，万一朕这个皇帝问起来，他就要承担责任。”“这就是僵化。”

    朱翊钧前世听闻过一个大英百年哨兵的笑话，就是为了提醒路过所有人，油漆未干，不要触碰，而大明也碰到了完全类似的情况，让朱翊钧十分地唏嘘。

    这种僵化是方方面面的，比如：大明河漕的问题，很早之前，朝廷大臣、皇帝就发现了。

    而且在正统、弘治、嘉靖、隆庆年间，朝廷都试图通过再开海漕去解决问题，但最终都无法解决，而僵化背后的驱动，就是没人愿意为此承担责任。

    海漕改不好，北方粮草供给出现问题，要承担责任；海漕改得好，河漕又出现了巨大问题，毕竞河漕百万漕工衣食所系，绝非虚妄，这近百万众的生机，就是朝廷必须要考量的问题。

    设想很美好，漕粮眈误了大运河的运力，释放运力后，大运河沿途会焕发新的生机，但没人有这个决断，谁知道会不会变得更糟，变糟的时候，谁出来喊停，谁又为此承担责任？

    这就是僵化的源头，无人愿意承担责任。

    而这个责任问题，在万历年间由皇帝本人承担，万历元年开始，张诚、张进两个宦官私自对西班牙来的大帆船进行了抽分，皇帝包庇了张诚和张进，万历开海的大幕正式拉开。

    太子朱常治的问题真的非常好，为什么要出让近海贸易给民间，这就是所有的理由。

    “父皇，孩儿还有不懂，大司寇的目的是禁绝聘、彩、嫁妆之奢靡之风，为何只限制官吏、军兵、工匠？”朱常治问出了第二个问题。

    看朝臣们的反应，这王家屏也是个地道的读书人，手段非常毒辣，但朱常治还是略有疑惑：既然要降低婚姻的门坎，让更多人成婚、增加生育，为何只禁官吏、军兵、工匠这些人呢？

    要禁就都禁，哪有只许百姓放火、不许州官点灯的道理？

    在万历维新略有成功后逐渐长大的朱常治，作为见惯了皇帝威权下，群臣只会磕头喊万岁的太子，对官僚其实并不了解。

    孝宗让权后的大明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