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个个都夹起了尾巴，生怕被工作组盯上。

    八月上旬，豫东军区司令员萧山令向宋明远汇报：“司令，严打开展以来，豫东地区治安案件发案率下降了八成以上。各县警察局的接警量从平均每天四五十起，下降到不到十起。而且大多数是邻里纠纷，真正触及刑法的案件几乎没有了。”

    豫北军区司令员孙桐萱也汇报：“豫北情况同样如此。以前一些宗族势力严重的乡镇，现在完全变了个样。我们派下去的乡镇长终于能够正常开展工作了。”

    宋明远看着两份报告，心里很满意。但他没有表露出来，只是淡淡地说：“严打不是一阵风。维持治安是一项长期工作，不能松劲。”

    “是！”

    严打的消息不可避免地被外界的报纸报道了。

    重庆的《中央日报》连发三篇社论，大肆批评冀鲁豫战区的“严打”政策。社论中称宋明远“以抗战之名，行独裁之实”，将严打定性为“军阀式的恐怖统治”。

    《大公报》的评论相对温和一些，但也表达了担忧：“严打本意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是否会出现扩大化的倾向？是否会侵犯无辜民众的权利？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日伪方面的报纸更是推波助澜。《新民报》连续多日用头版报道豫东、豫北的“严打”，将宋明远描绘成一个“嗜杀成性”的暴君，称豫东、豫北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