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王建新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这是自己家的天花板，简简单单的白灰墙，朴素，但踏实。

    他翻身起床，洗了脸，刷了牙，换上一身干净的军装。四个兜，笔挺，领章缀得端端正正。他在镜子前站了一会儿，整了整衣领，出了门。

    母亲早已经在厨房里忙活了，大嫂在旁边帮忙，二嫂在给两个小侄子穿衣服。母亲看见他出来，喊了一嗓子：“三儿，吃了早饭再出去！”

    “妈，我不饿，中午回来吃。”王建新一边走一边系扣子。

    “你这孩子，早饭不吃怎么行？”母亲端着一碗小米粥追出来，王建新接过碗，几口喝完，把碗还给母亲，“好了吧，妈我先走了？”

    母亲白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

    王建新走到前院，小郑已经把车停在门口了。还是那辆黑色的吉姆，擦得锃亮。小郑站在车旁边，穿着一身军装，腰板挺直，看见王建新，立正敬礼。

    “首长，今天去哪儿？”

    “先去老首长家，把倒座房里边的礼物装上，俩人拎着提前准备好的礼物放到后备箱。”王建新上了车，“然后去崔师长家，再去杨伟大哥家。名单上的今天都跑一遍。”

    小郑应了一声，发动车子，驶出胡同。

    王建新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北京的八月，天高云淡，路边的槐树叶子绿得发亮。街上的人多了，自行车也多了，偶尔能看见几辆小轿车，大多是黑色的，方方正正的。跟纽约比起来，北京像是另一个世界。但这个世界，是他的世界。

    经过检查车子驶进一个安静的院子，门口有哨兵，看见车牌，立正敬礼。这是老首长的住处，一栋灰砖小楼，掩在树荫里。王建新下了车，拎着礼物，走上台阶。老首长的秘书已经在门口等着了，笑着迎上来。

    “王医生，首长在书房等您。”

    王建新跟着秘书穿过走廊，来到书房。老首长坐在书桌后面，手里拿着一份报纸，戴着老花镜，头发全白了，但精神矍铄。他看见王建新，摘下眼镜，放下报纸，站起来。

    “小王来了？快坐快坐。”老首长走过来，握住王建新的手，上下打量着，“瘦了，黑了，在美国没少吃苦吧？”

    “没有，首长，吃得饱睡得好。”王建新笑着，把礼物放在桌上，“首长，这是从美国带回来的一点东西，不是什么值钱的，就是个念想。”

    老首长看了看那些礼物——两盒茶叶、一瓶深海鱼油、一条羊绒围巾、一支派克钢笔。他拿起那盒茶叶，打开闻了闻，眼睛一亮：“这茶不错。”

    “首长喜欢就好。”王建新在沙发上坐下。

    老首长让秘书泡了茶，两人聊了起来。老首长问他在美国的情况，他拣着重要的说了说。老首长听着，不时点头，偶尔插一句“好”“不容易”。聊到最后，老首长叹了口气，说：“小王，你为国家做了那么多，国家不会忘记你的。现在文革结束了，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你好好休息几天，回去上班，继续为人民服务。”

    王建新站起来，立正敬礼：“是，首长！”

    从老首长家出来，王建新上了车，对小郑说：“去崔师长家。”

    崔师长现在不是师长了。文革结束后，大量岗位缺人，他提拔了一级，到了军区机关，当了副参谋长。王建新到的时候，崔师长——不对，崔副参谋长正在院子里打太极拳。他穿着一身宽松的练功服，一招一式，慢悠悠的，看着挺有范儿。

    “小王！”崔副参谋长收了势，快步走过来，满脸笑容，“回来了，辛苦了。”

    王建新跟他握了握手，把礼物递过去：“崔叔，这是从美国带回来的，您收着。”

    崔副参谋长接过礼物，翻来覆去地看。一块劳力士手表，一个ZippO打火机，一个计算器，还有两瓶威士忌。他的眼睛亮了，嘴里却说：“来就来呗，还带什么东西，不过你这礼物还真都是好东西啊。”

    “孝敬您的。”王建新笑着说。

    崔副参谋长拉着他进屋，让警卫员泡茶。两人坐在客厅里，聊了一个多小时。崔副参谋长说了说这几年的情况，说他从师里调到军区，工作忙了，责任重了，但干劲足了。又问了问王建新在美国的见闻，听得津津有味。

    “小王，你在美国干的那些事，我们都听说了。飞机、货轮、设备，弄回来那么多，了不起。”崔副参谋长竖起大拇指，“你这功劳，比打一场仗还大。”

    王建新摆摆手：“崔叔，您别夸我，我就是个医生，做好自己的本分。”

    从崔副参谋长家出来，已经快十一点了。王建新看了看手表，对小郑说：“去杨伟大哥家。”

    杨伟大哥现在也升了。原来就是军级，现在到了大军区，当了副司令员。他的家在军区大院里，一栋独门独院的小楼，门口有警卫。王建新的车刚停下，杨伟就从屋里出来了。他穿着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