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页是宏发纺织厂与顺发贸易公司之间的几笔异常资金往来记录。每一笔都有具体的日期和金额——某年某月某日，宏发纺织厂向顺发贸易公司支付“采购代理费”若干万元，但对应的物流凭证和入库记录严重缺失。有几笔甚至找不到任何实物交付的痕迹，只有发票在账面上转了一圈。这种操作模式和林枫之前让周健暗中调查时发现的规律完全一致。

    第三页是江滩沿线土地的收储情况表。表上用红圈标出了恒通地产已经实际控制的地块——不是通过正规招拍挂程序拿到的，而是通过与沿江几家停产企业的私下协议、以“合作开发”或“预征收”的名义提前圈占的。这些地块的位置和林枫方案里划定的沿江核心区高度重合。换句话说，马国华早就知道江滩新城要往哪个方向规划，他提前布的局比林枫的规划方案还要早。

    最后一页最要命。那是一份匿名举报信的复印件，原件是手写的，钢笔字，笔迹略显潦草但每个字都写得很用力，像是在控诉什么。举报信的落款处不是个人，而是“宏发纺织厂一群退休工人”。信里列举了宏发纺织厂厂长刘德贵在任期间的数项问题——将厂属土地低价出租给关系企业、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违规处置厂区内的工业设备、退休职工的住房补贴多年未涨而厂里的接待费却年年攀升。最关键的一条是：这些被低价出租的土地恰好都在江滩新城的规划范围内。举报信的最后一段写得尤其恳切——“我们这些老工人，在厂里干了一辈子，看着厂子从红火到败落。现在听说政府要搞江滩新城，我们都高兴，但高兴之余又担心，担心这块地的好处最后又被少数人装进了口袋。请领导们查一查，不要让国有资产白白流走。”

    这把刀，出鞘了。周正清选择在这个会议上、当着五个核心决策者的面拿出这份材料，是经过精心计算的。他完全可以走常规程序——把材料转给市纪委分管副书记，按线索核查流程逐级上报，等证据链完整之后再提交市委常委会。那样做符合程序，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但他没有走那条最稳妥的路，而是选择了在今天的会上直接摊牌。这只能说明一件事：他已经掌握了足够立案的初步证据，他需要的是政治层面的授权，而不是纪委内部的技术性核查。而更深一层的考虑，在座的人都能读得懂——如果走常规程序，材料必然要经过几个中间环节，而那几个环节里的人未必都像周正清一样“不近人情”。消息一旦走漏，马国华就有时间销毁证据、转移资产、给相关人员统一口径。到那时候再查，难度就完全不一样了。

    李振国翻完材料，沉默了很久。他把材料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翻到最后一页的举报信时停住了，把那段关于“不要国有资产白白流走”的话又看了一遍。会议室里安静得只剩下墙上那个老式石英钟的钟摆在机械地走动，滴答，滴答，滴答，每一声都像是某种倒计时。窗外院子里有人在发动汽车，引擎的低沉轰鸣声隐约传进来，然后渐渐远去。

    “正清同志，这些情况核实到什么程度了？”李振国抬起头，眼镜片后面的目光很平静，但语气比刚才讨论常规议题时沉了几分。他把材料合上，手指在封面上轻轻按着。

    “资金往来的部分已经基本核实。”周正清的回答非常严谨，他坐在沙发上腰杆笔直，语调平稳，像是在宣读一份已经逐字推敲过的正式报告，“顺发贸易公司和宏发纺织厂之间的异常资金往来，我们调取了银行流水和税务记录，初步比对结果支持‘采购代理费与实物交付量严重不符’的判断。举报信的内容尚待逐一核实——退休工人反映的几块地的具体出租时间和价格，需要去国土局调原始档案核对。恒通地产在江滩沿线的土地收储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初步数据，但涉及的几家企业还在经营，取证工作还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