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同盟者”。

    夺取政权后的六年里，整个俄罗斯大地陷入了一场血腥的“全俄吃鸡大赛”。

    白军、红军、绿军、民族分离势力等各方力量为争夺统治权展开了惨烈的厮杀。

    尽管布党最终取得了胜利，但付出的代价极其沉重——整个国家几乎化为废墟，数百万人丧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而在这几年里，列宁其实也意识到了老马早期革命理论存在的严重滞后性。

    那种教条式照搬老马的理论、忽视俄国农业国情的做法已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为此，他及时反思并调整策略，推行新经济政策，试图修复与农民的关系。

    然而布党多数人却仍固守教条，竟将这种调整视为“工人阶级暂时对农民的妥协”。

    随着列宁的逝世，布党失去了最后的权威仲裁者。

    党内各派系陷入激烈的路线之争，列宁晚年强调的“维护工农联盟”的重要思想被完全抛诸脑后。

    而忽视农村群体的隐患却是一直都在爆发。

    在整个1920年代至1930年代初期，全国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反抗浪潮从未间断。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本应属于革命同盟军的贫苦农民。

    仅仅因为生计所迫需要向富农借贷或受雇于富农，就被布党武断的判定为“革命立场不坚定”。

    这种脱离实际简单粗暴的阶级划分，将大量本可争取的农民群体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直到乌克兰大饥荒这场人间惨剧发生后，通过极端手段才最终实现了农村地区的“稳定”。

    有了毛子的前车之鉴，现在的林恩可是一点都不敢忽视农村地区的基层建设工作。

    他可不想来等以后又来一场“全露吃鸡大赛”。

    尽管新占领三州总面积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超过二千五百万，拥有极其丰富的潜在兵源。

    但即便面对高加索方面军扩编的迫切需求，林恩依然下达了严格的禁令——绝不在新占领区实施征兵政策。

    他也没有从人口相对匮乏的高尔加索地区征召青壮入伍，而是坚持从后方稳固的切尔尼基辅与萨尔斯地区调集兵源。

    一是因为后方地区的民兵队伍经过长达四年的系统化训练，参与了多次榕树空间实战演练，其战斗素养和纪律性都达到了正规军标准。

    这些训练有素的民兵可以直接编入作战部队，无需再进行基础训练。

    其次，新占领区的群众基础尚不稳固。

    如果冒然实施征兵政策，很容易被当地民众误解为“抓壮丁”的强制征召行为，这将严重损害新生政权在群众中的形象。

    林恩深知，在这种敏感时期，任何操之过急的政策都可能会引发难以预料的社会反弹。

    更重要的是，在农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往往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

    如果大量征召这些劳动力入伍，不仅会影响农业生产，更会造成无数家庭陷入经济困境。

    现在，新占领的三州与他老家那种军民鱼水情的深厚基础相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