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安排下对特产品进行统一的物流管理，运送到远离特产地且能卖出高价的地方。比如将蜀中某地的赋税全部折合黄肾木，总共税收一千万钱的黄肾木卖到齐国临淄可能就是三千万钱，那两千万钱扣除运输费用就变成了国帑收益。这个政策的幌子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其实实际的作用还是把流通销售环节的利润都从商人身上盘剥掉，弄到政府口袋里。

    当然，“平准均输”其实还有个很重要的民生作用，就是让百姓生存相关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相对稳定。比如一石粟米的政府指导价就是三十五钱，农业人口无论在什么年景要卖粮给朝廷都按三十五钱一石卖，这样避免了丰年的“谷贱伤农”。同时，只要当地官仓有粮，官粮也要按照三十五钱一石卖给有需要的百姓，但是要限制人均求购数量，防止被民间商人囤积。同时，在灾年，政府会安排全国有粮食的官仓向受灾地区运送粮食，并还是以每石三十五钱的价格人均限量卖给灾民。确实也出现过民间粮价四百、官粮依然三十五的情况。

    ”只是让司马迁之辈的清流唾弃，那么“孝武战时经济政策”的第三大项“算缗告缗”就真的是天怒人怨了。连司法界都出现了很多反对这一政策的大佬，连张汤手下的酷吏义纵都反对“告缗”，还因为公开反对“告缗”被处死，“告缗”的执法权也最终落到“绣衣使者”之手，而不是代表朝廷法纪的廷尉衙门。

    所谓“算缗”，就是按年对全部商籍或工籍（官办工场从业者除外）的人征收财产税，商人的税率是年六厘、手工业者则是年三厘。这个六厘和三厘并不是所得税或营业税，而是全部身家。既包括现金、产业股权分红，又包括不动产——田地、房产，还包括车马、奴仆、收藏品，甚至严格算起来还包括私人物品和家居陈设。当然，政府没有精力找每个被征税对象算这么细致，还是让征税对象自己报税。那么，遇到隐瞒不报的怎么办呢？于是又出台了“告缗”，让人举报被纳税人的逃税行为，一经查实，没收全部财产并判戍边一年，而“告缗”者可获得被告者的一半家产。

    在那个群魔乱舞的年代，亲戚、朋友、仆人、小妾的情夫甚至经常有业务接触的小吏、商业合作伙伴……身边的人一个不留神都可能成为某个富商或手工业主的“告缗”终结者。

    在“算缗告缗”中，刘彻代表的朝廷本质上扮演了流氓无产者头目的角色，对一部分人已经交税的合法财产再行不法掠夺，并制定恶法发挥人性的丑恶面颠覆伦理道德，以期获得更佳的掠夺效果。“算缗告缗”在民间引起巨大反感和强烈的抵抗，”过分非法抑制了商业发展并唆使人泯灭伦常根本，是彻头彻尾的恶法。

    即使时间飞逝千年，我依然觉得“算缗告缗”是人类文明史上黑暗的一页，虽然其打击的只是某个阶级、阶层的人，但是其作为政府正式经济政策的恶却是人类历史上很难有来者超越的。

    同为尚书台出身，司马迁并没有很反感桑弘羊，“算缗告缗”的账也没算在他头上（桑弘羊自己家族就全是商人）。是谁制造了这一惊骇千古的恶政？答案不言自明：就是“彻”头“彻”尾——刘彻本“彻”。

    是“漠北之战”的巨大战损让刘彻这位“千古一帝”的魔性彻底爆发？还是无视人权法理、将臣民的一切都视为自己的恩赐、觉得随时都可以要回来是每个僭主的通病？总之刘彻在这方面秀了一把“节操下限”，纵使位列“千古一帝”，也难掩其瑕。

    作为亲历者，我一直认为“算缗告缗”为人类史上的“第二恶政”。至于为何不是第一？是因其并不直接沾血，只是掠夺财物，而不是政策性的嗜杀及杀了人还要搞臭别人。

    在“漠北之战”后的几年，我亲身经历了大汉的经济衰败和苛政横行。再结合我后面几年的际遇，我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反对一切利益由一个人说了算的制度。于是到西域后，我对内与所有合伙人签订了“基石契约”和“操守契约”，以契约精神约束我们之间的关系；对外一直注重暴力团队的打造，严密防止有一天无论大汉、匈奴、乌孙、大月氏或是西域别的势力因觊觎我的财富，把主意打到我身上，企图对我搞“算缗”。

    元狩年间的民生凋敝让我回想起元朔年那最后的肆虐寒风，也让我想起从元狩四年开始到“巫蛊之祸”后才逐渐有所收敛的国进民退。

    如果说那是“漠北之战”胜利的代价、也是我接到“气运”发家的东风，那我宁可从时间虫洞穿越回去并跟“天命”作个交易：用一个一生平凡的我，换那一世大汉子民的清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