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基石契约》的讨论开始时间略迟，营地的《事务契约》和《操守契约》也在八月期间进入了讨论起草阶段。

    因为《基石契约》的讨论小组没有让大多数老主官参加，老主官们、特别是在营地的“九天干”及“九天干二代”：李大戊、李庚、李壬、李癸难免对《基石契约》的讨论比较关注，这种关注通过李三丁反馈给了我。

    于是为了避免发生矛盾、也是为了加快营地制度化建设的步伐，我们同步开展了《事务契约》和《操守契约》的内容讨论。

    除我之外，《事务契约》的讨论组由李大戊担任常务副组长的角色，主要参与人员包括李三丁、“二弟”、蒯韬、萧仰、阳成注、班回、廖涣、朱邑、乌乾和庄睿儿。

    虽然《事务契约》是对营地未来工作开展最直接的指导手册，但《事务契约》的讨论组是最务虚的，原因很简单：大部分一线主官这时候并不在营地，没有一线主官参与这个讨论，这个讨论就不可能真的能指导一线工作。这个讨论组的存在意义仅是梳理《事务契约》的大框架，以提高各条线一线主官回来后的讨论效率。

    相比《事务契约》，《操守契约》的讨论组则更加务实。除我之外，这组的常务副组长是李壬，李癸、李庚、徐昊、徐典、张剥、“二弟”和庄睿儿是这组的主要组员，干妈义姁和无姤姐也被我拉进了这组的讨论群。

    并没有参加《基石契约》讨论、但在《操守契约》讨论组的人中，李壬、李癸、李庚是比较偏向《操守契约》照搬旧军规并加入经济处罚条款设置的。李壬还提出类似大汉的“爵位赦免”制度；李癸也提出了类似大汉的“议罪银”制度；李庚更是主张照搬旧军规和“十诫”，从严对待业务干部可能的犯规。

    我知道没法跟他们解释透《基石契约》的精神，只能一边授意“二弟”、徐昊、徐典相对柔和的与这三个老团队的骨干提些新的、更符合营地发展的思路，同时让干妈义姁、无姤姐和庄睿儿充当“和事佬”。特别是李庚，在李己不在、我不跳出来的情况下只有干妈义姁能镇住他。

    从讨论过程和争论激烈程度而言，《操守契约》比《基石契约》讨论组的对立气氛更浓，其关键原因是“九天干”中的“老三位”并不理解、跟他们也很难说得通《基石契约》的精髓。

    简单来说就是：从根本上讲，我希望的《操守契约》约定的是所有业务人员的“底线操守”，即逾越底线才要遭受重大处罚。而“老三位”理解的《操守契约》是类似儒家圣人约束弟子的“德行规范”。同时他们也有和儒家一样“严于待人、宽于律己”的倾向，也就是希望加入类似“爵位赦免”、“议罪银”的条款。

    另外，在听说了二次估值后核心管理层会配置“身股”的风声后，李庚就特别盯着“身股”授予者犯规怎么办的问题。他的想法是：“身股”授予者犯规就要没收身股、没收在营地的一切所得并除籍甚至杀头，对此“二弟”直接怼他说他有“杀人癖好”。

    在《操守契约》的讨论中我真的意识到“思想认同”并不是什么时候、跟什么人都能做到的。但是为了保障李家军老人的既得利益、不要让我显得“无情无义”，我还是一直没有下场直接去扭转风向，而是任他们争执。

    不过好在老丘八们的脑子还是比较单纯、一根筋的，在“二弟”承担了“唱白脸”做坏人的角色后，庄睿儿承担起了“唱红脸”的角色。在干妈义姁和无姤姐组局、庄睿儿的沟通下，一些我不便直接跟“老三位”说的话被委婉的、不以“主帅授意”的角度传达给了“老三位”。让他们慢慢理解了《操守契约》的主要目的。

    首先，《操守契约》不宜过紧、过苛刻。因为商战不是士兵作战，想有好结果就需要职业经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聪明人都是趋利的，《基石契约》保障他们的利益受保护、《事务契约》告诉他们怎么和团队做到利益一致，而《操守契约》是约束他们犯规的底线，所以如果《操守契约》中出现很多“剥夺身股”、“取消提成”、“追回已分配收益”等字眼的话，就会让职业经理人觉得《基石契约》和《事务契约》根本不能保障他们，从而心生嫌隙。

    其次，《操守契约》从根本上讲类似大汉的《九章律》，是刑律。刑律不是用来约束每个人道德底线的。很多时候，“二弟”、蒯韬（庄睿儿故意拿这俩人举例）这种贪财好色的人同时也是能帮营地赚大钱的人，我们去约束他们道德底线的结果要么是让他们心里不爽了躺着、要么是把他们逼走，对营地没有任何好处。

    再次，《操守契约》不能过分体现老团队、老资格被照顾。对老团队、老资格的照顾就如“主帅”授意下庄睿儿最近的一系列让老团队、老资格者能多接工作、多拿提成的运作，是绝对不适合写进《操守契约》的。而且，“老兵营”本来也没有谁有“爵位”，“夺爵抵罪”的制度没法效仿。

    最后，《操守契约》要体现“主帅”在《基石契约》原则中的“道本”精神，即仅约定底线规则。“剥夺身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