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吧？”摩隆道。

    “读了，但是我觉得那个案例仅限学术辩论，并不能形成有效的市场约束。”我答道。

    “罗德岛粮荒案例”记载的是一场大约三十年前的罗德岛粮荒事件。原本罗德岛一直是粮食运往中间之海西部各国的中转枢纽，但是那一年，因为黑海小麦欠收、亚历山大里亚发生内战等因素叠加，罗德岛的粮仓发生了粮荒，粮价暴涨。

    这场讨论的场景是：这时，有一位商人突破阻碍从亚历山大里亚带来数船粮食，但是他也知道稍迟于他，会有很多商队从亚历山大里亚带来粮食。那么这时候他应该怎么做？

    斯多葛学派前辈巴比伦学者第欧根尼觉得：沉默不算隐瞒，商人逐利是天性，他没有义务告诉整个罗德岛人：大量亚历山大里亚的粮食即将运抵。

    但第欧根尼的弟子安提帕特认为：商业伦理高于逐利，商人应该在销售前主动披露信息。

    当时还是中年学者的帕奈提乌斯倾向支持安提帕特，强调商业伦理高于单笔逐利。

    其实这场斯多葛学派内部的“罗德岛粮荒案例”讨论并没有定论，也没能促成罗德岛官方对商业信息披露立法。毕竟就如第欧根尼所说：沉默并不等于商业欺诈，利用市场的信息差赚钱是商人的天性。

    “指望商人都有商业伦理本来就是空谈！”摩隆道，“所以斯多葛学派的讨论存在的意义仅仅是让官方把欺诈作为犯规的底线约束好，别无他用。”

    “也不都是这样。”我说道，“如果我是那个商人，我想长期在罗德岛做这个生意，我会主动公开信息，并按照平年的标准价格出粮。因为那样我会得到一样看不见的东西——商誉。”接着我给学者们说了一个东方商圣的故事——范蠡三散家财。

    当我说完这个故事，西帕恰斯学派的理工男们都对我露出了钦佩的目光，摩隆也赞叹道：“所以我一直觉得东方来的主帅格局跟我们这些希腊世界的商人不太一样！”他顿了顿，话锋一转道，“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斯多葛学派讨论的空洞。在我们阿尔班达学派看来：罗德岛政府应该给那些真正能预防‘罗德岛粮荒局面’出现的学者和知道出现了‘罗德岛粮荒局面’应该如何应急救灾的学者最高补贴，而不是那些善于吹嘘、蛊惑他人，或只关心让自己派别的学问成为‘显学’的那些学者！”摩隆顿了顿对埃拉托斯尼斯道，“我说的当然不是西帕恰斯学派，贵派的名声都是靠艰苦的科学实验和智慧与汗水的付出换回来的！”

    埃拉托斯尼斯苦笑一下道：“其实自从家师仙逝后，咱们这些人能领到的补贴也少得可怜，无非就是在开销生活外能给我们提供交通食宿，让我们能完成测绘、计算、绘图而已。”他顿了顿道，“不过我们绘制的所有地图都要复刻给罗德岛当局的，至于他们，肯定是拿去做商业用途了。”

    “其实摩隆先生关注的粮荒问题，在大汉倒是有理论上非常合适的解决办法。”我笑道。

    接着，我又一次将“平准均输”的概念说给了西帕恰斯学派的理工男们和重于实践的摩隆听，我重点说了“六年、十二年的丰欠周期”和当局利用周期建立粮仓帮助平民度过灾年的方法。当然我告诉他们：大汉只是有这套理论办法，但是具体执行过程中还是有很多力有不逮的地方。

    “大汉的这套制度在救灾方面是领先于希腊化世界、也领先于大秦的！”摩隆道，“但是周期真的就是六年、十二年这么简单粗暴的吗？我觉得您说的大汉执行过程力有不逮，除了官僚体制的效率外，对周期预测把握的不足应该也是原因吧？”

    “你说的没错！”我笑道，“大汉朝堂上有很多高人，但是没有焦先生这么厉害的！”

    “我也没那么厉害！”焦延寿忙道，“我不可能预测出每年大汉每地的水旱蝗灾和应该提前储备多少粮食应对。”

    “那是我们的知识领域！”埃拉托斯尼斯眼中露出兴奋的神采道，“不敢说全部预测准，但是水旱灾害在天文、地理、历法、洋流等的作用下是会有迹可循的。只要建立适合的科学模型，并填充足够的原始数据，以我们学派的算力，预测一个大国很难，但解决一二十个罗德岛这样面积规模的城邦相关问题绰绰有余！其实除了预测，更重要的是防灾减灾和储备，基于灾难预测模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听埃拉托斯尼斯说到这里，摩隆朝我诡异的笑了笑。他这一笑让我顿悟了一件事：摩隆这是在故意制造话题，好让我招募西帕恰斯学派！

    “埃拉托斯尼斯先生，除了预测灾害和防灾减灾，您的专业用于商业领域的还有什么？”我问道，“比如我举个例子，我的生意现在遍布中西很多大小城邦，如果我有这些年的交易原始数据、商路开拓情况基建情况和‘察子’发回的即时情报，您的团队能帮我用算学模型预测我们的收入、支出、现金流等情况吗？”

    “当然是可以的！”埃拉托斯尼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