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华淡淡地问道：“双方的武器装备，并没有形成一边倒的形势，应该说都很差，都差不多。那么为何党军的战意士气，远超军阀们呢？”

    接受德国军事教育的曹子卿，比较相信德国军队国家化的思想。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吴佩孚和孙传芳的军队其实都是军阀私军，完全靠钱财维持，士兵打仗，是为了吃粮和军饷，人人惜命。而党军至少部分地实现了军队国家化，是国家的军队，基层军官和部分士兵，有为国而战的基本理念，士气因此就不一样。”

    李思华点点头，说到：“逻辑是对的，更深一层地讲，军阀军队只满足到了欲望的层次，当官的想升官发财，底层士兵则只想吃饱，这样底层的欲望，是形不成高昂的士气和战力的。而党军，欲望不能说没有，但国共合作下，有了初步的信仰，为国而战、为革命、为统一中华的自豪感和使命感，使得士气和战力非军阀们可比。”

    她接着说：“但是这种朴素的信仰是不坚定的，对于底层士兵来说，现在其实是被画了个大饼。他们现在相信革命胜利、打垮军阀就能过好日子，但是如果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实现民生承诺的体制，并能很好地组织管理，拿什么来兑现这些民生承诺呢？当士兵们发现他们的父老乡亲，还是过着和以前一样悲惨的生活，党军的士气能够长久保持吗？”

    “上述的体制中，政治面，或者要能实现代表多数国民利益，或者要能实现统一战线；经济面，要建立起一套良好运转的经济体制，能够改善农业生产、能够发展民族工业、能够抵御列强经济侵略；军事面，在党军基础上要能进行现代化，通过改善军人待遇和灌输军国民精神，以及军备、武器和训练的改善，来提升军事能力，保家卫国。其它还有很多方面，子卿兄觉得，国民政府和党军能做得到吗？”

    曹子卿张了张嘴，他觉得有点口干，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他接受德国军事教育，一向自诩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作为军人应该不问政治。因此他对于现在的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太关心，而现在在与李思华的交谈中，他隐隐约约觉得，军人似乎不可能不问政治。

    李思华继续说到：“所以我认为单纯的军队国家化，至少对于当下的中国，并没有意义。长远看，军队国家化还有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军队所谓的不问政治，就成为了国家上层建筑的工具，没有善恶，所谓战争机器，因此只能成为统治阶级统治的工具，至于是否真的是为国为民，是否真的是国民的军队，就成为空谈和宣传。如果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腐化堕落为恶，那么军队国家化，不是反而成为帮凶吗？”

    李思华说这话的时候，其实想起了前世，在那个时空，人民的军队真的还存在吗？也许还有部分存在，但相对前期的初心，无疑弱化了许多。专业化和职业化，成为了去人民化的掩饰，所以例如从1990~2000年期间，在军中就发生了一些卖官鬻爵的事情。部分军队，要升官就要送重礼，一个团长多少钱，一个师长多少钱，待价而沽，一度军队的战力被严重削弱。直到后来新的大领导上任，严厉整顿，情况才好转。

    然而，已经弱化的人民政治性，即使卖官鬻爵不多见了，可是既得利益群体，所形成的无形天花板，却多处存在，她本人不愿意再回想的经历不就是一个例子吗？在军队的早期，单单荣誉的激励和信仰，就足以驱动军人们的热血和不惧牺牲，但后来，一等功多少钱，二等功多少钱，只能以经济激励，来弥补信仰激励的不足了。

    曹子卿有点不服气，说道：“可是西方世界列强各国，没有不是以军队国家化为方向的，这至少说明，他们确认军队国家化是军事发展的方向，我在德国回国前，他们军事发展的方向就是总体战，而总体战必须以军队国家化为基础，统合国家的整体力量。”他接着介绍了他在德国接触到的鲁登道夫总体战的一些思想。

    曹子卿的阐述让李思华更加欣赏，鲁登道夫总体战的理论才刚刚成型，要到1935年，相关著作才出版，最后总体战成为了德军和全球所有参与二战国家的军事指导思想。曹子卿已经回国，却还能保持着对全球军事理论发展的关注，真的很不错。

    李思华没有对这个问题继续剖析下去，再谈下去就要涉及到共产主义的相关军事理论，对曹子卿刚刚认识，过于政治化的讨论并不太适宜。她只是建议曹子卿研究一下苏联建国的相关军事历程，沙俄算不算军事国家化？1917年苏俄革命，红军当初并不强大，为何打败了各路白俄军？其中战力的差距是如何形成的？最后她引用了一句名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而军事则是政治的延伸，是经济利益的继续，战争则是利益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产物。”这几句话让曹子卿眼前一亮，他还没有听说过这几句列宁在1920年的名言，说实话，他对苏俄确实不太了解。

    至于边上的钟荣福和黄敬两位老兵，早已听得莫名高深，张大了嘴，我是谁？我在哪？眼前的大小姐是个什么人物啊？

    李思华把话题转向了具体的“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