础上，经过四十年民族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成就了惊人的成绩，国家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平均GDP水平提高到了接近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然而，这个时候，各种问题也开始暴露，房价、医疗和教育，成为新的三座大山，资本的力量弥漫，覆盖了整个社会，体制改革的这一波红利，开始接近尾声。城市中出现了新的广大的贫民阶层，实质失业在增加，怨气又开始在积累。而农村，承包制能保障的，只是“共同生存”，至于富裕，只有少数人有那个本事。贫穷的农民，同样是广泛存在。

    领导层看到了这些问题，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新目标，政策的重点，开始从效率转向公平，可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这个时候的民意，也有了微妙的转变。无论是一部分的城市中的新贫阶层，还是困在农村的青年们，对于过去的公有制有了新的认知，对于现实中资本的残酷性更是体验深刻，他们毕竟是已经有文化的一代。成功的富人不再成为很多人的偶像，反而他们作为资本家的剥削和残酷，被更多的人所关注。然而这种趋势会演变成什么样，李思华已经穿越了，对于今后的趋势，她也不得而知。

    面对现实，有一点她是知道的，她所设想的沿着以公有制为主，来保障人口多数的底层无产阶级阶层的利益、从而走向共同富裕的有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如果不能一直良性地改革和发展，前世的历史就会重演。而她并不想让现在流血牺牲的革命理想，最后演变成未来现实资本主义的无奈躺平。

    张棠是文昌市内的一名街道办事员，这个年轻人读过私塾，也上过洋学堂的小学。后来他父亲的身体不好，他就出来帮他父亲的生意，其实就是一家南北货店。大革命的时代风潮下，他也算一名进步青年。这几年帮着他父亲行商，也是非常艰难，而这个时代和社会的腐朽败落，他也看得多了，也让他深恶痛绝，期许国家能够改变。

    所以海南红潮兴起，在根据地建立，招聘办事人员时，他不顾父母的反对，坚定地应聘上了一名“社区”的办事员。他知道父母是担心如果未来红党失败，他们这些人都会被清算。可他实在无法继续这种，经营一个苦苦维持的南北货店，每天庸庸碌碌，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的生活。革命的浪漫主义和活力，深深地吸引了他。

    文昌城区的变化看上去并不大。因为根据地目前资源倾注的重点，是农村。不过在他走过街道时，一个感觉就是干净和整齐。他有点自豪，这也有他的一份功劳。他们这些办事员，将社区的住户和商户组织起来，每户必须参与城区清洁，安排到每天日常的清扫工作中。那些商户，也不收他们的钱，但必须贡献人力，参与轮流的清洁排班。

    他今天的工作，是参与城区的“卫生工程”，政府组织了市民的力量，对城区的排污水沟渠进行疏通修建，还要修建若干污物垃圾的回收点，以及公共厕所等，这些合起来，就形成一个城区的“卫生服务体系”。据说，这些污物垃圾包括粪便，都会被运输到城郊，进行分类，有用的沤肥和堆肥，加强城郊农地的肥力，而其它的要填埋。

    街道边传来了织机的嗡嗡声，他知道那应该是一间小工厂。城区政府以合作化的模式，建立了不少小工厂，主要围绕现在的军需为核心，例如制鞋、被服、皮件等，让不少市民有了工作。这些小厂以后还会扩大生产，供销社会收购合格的产品，输送农村市场。

    前行一段，他又听到了郎朗的读书声。他知道，城区就建立了五所小学，还在筹办一所中学。而在文昌乡村，据说正在建设几十所小学。政府规定，所有年龄超过7岁，但低于16岁的儿童，无论男女，都必须上学至少五年，这叫“五年义务教育”。而且非常严格，早上六点半就要上学，一直到晚上七点左右，天快黑了，才能回家。学校不收学费，免费发书，还补贴一顿中午饭。据说以后条件好了，会连晚饭一起补贴。哪家不是省一点算一点呢？孩子能读书，还能白吃一顿中饭，对于送孩子上学，就没有不愿意的。而且如果不让孩子上学，那就是违法，要被抓起来的。

    工作的地点已经近了，已经看到一些人聚在现场。他脸上露出笑容，心想，会越来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