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执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等。然后出台政策，调动税收，执行计划。

    这就是“党大、政府小”这种二元体制背后的逻辑。本质上而言，党确定理论、方针、策略，规划发展方向，并为底层人民间接和直接谋利益；而政府则根据党的理论方针，与其它社会阶层“共和”协商，落实成政策，并调动资源执行。党对政府实行监督，政府则并不是党单独一家的执行机器，而是必须将其它阶层的利益诉求，反馈给党，通过博弈，达成妥协，然后才形成政策。

    最根本的原则是，党可以否决政府，而政府可以与党协商，但不能否决党。

    第二个大问题，是党员、干部与企业薪酬问题。

    李思华指出，党员与普通人需要分开。党员不适用完全的市场化薪酬。最根本的原则是，“入党不发财，发财不入党”。

    党员的特殊性，在于必须是理想主义者。或者可以描述为“七分理想，三分现实”。我们承认理想主义者也需要物质生活，而提供党员的物质保障，是为了让同志们有基础的生活条件，从而更好地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却不是为党员谋求发财机会的。

    普通人当然与党员不一样，他们能做到“九分现实，一分理想”就已经很不错了。

    李思华想起前世，据说有八千万党员，其实真正的共产理想主义者有多少？人多就力量大吗？她宁可要一个哪怕只有十分之一人数，例如八百万人员的党，但是成员必须是真正的党员，用共产主义理想和思想武装精神的人。反之，如果是一大堆投机主义者入党，党能有什么好处呢？

    党员薪酬的逻辑，在于坚持“共同富裕”。所以可以试行一个方法，例如以所在地区薪酬水平的中位数，作为基准收入。

    例如在政府工作，那么党员拿的基准薪酬，就应该是政府所在区域内，全民薪酬的中位数。党组织对党员设立标准，进行每年考核，优秀的物质报酬，从中位数上浮，例如地域中高收入的薪酬人员占比是20%，那么党员的薪酬，最多达到这20%人员的下限作为封顶，这是物质激励。至于差劲的，不是扣薪酬的问题，而是是否是合格党员的问题。这样的物质激励，其实本质还是精神激励，用物质来表彰其优秀表现而已。

    如果在企业或者是在基层工作，其原则与在政府工作相似。党企的收入水平，党组织会考虑，基本会保持在与政府同一水平线。所以作为党员，提升物质收入的唯一途径，是提升当地或所在企业共同富裕的水平。大家好了，你才能好。无论党员在哪里工作，超出这个薪酬标准的收入，要么上交作为特殊党费，要么就请退党。

    党员应该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对于党外人士和普通人，当然不能如此要求。对于他们，基本上都适用市场化原则，唯一不同的是如果在政府担任“公职人员”，其实是按社会上“管理技术人员”的市场化水平，来参照制定薪酬，按工作的重要性和职位，有所区别。

    所以作为党员，就必须在物质利益上可能有所牺牲，但是如果有真正的共产主义理想，会觉得这是牺牲吗？如果想发财，就不要入党。我们并没有阻碍普通人去发财，发财的道路有千千万万条。

    但是既想是党员，有组织提拔、担任重要岗位的机会；又想私人发财，过上更好的物质生活。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两全美事？这必须是党员自己人生的一个单项选择题，而不是双选。

    党员也会有在中途掉队的，有的人的革命理想，并不能保持终生。未来肯定有干部，甚至是老干部，他们会用所谓的资历、所谓自己革命功绩的历史，来要求各种超越常人的待遇。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逐步制定规则和标准。

    我们承认这些人作为过去同志的历史功绩，我们可以给予符合所制定规则和标准的物质补偿，不过代价就是，请离开我们的党，你不再是党员，不再是党的干部。拿了物质补偿，就请你余生，去走自己的发财之路。

    我们的原则是，发财的道路有千万条，唯独党员的道路上，没有一条发财的路，没有一条物质待遇超过人民群众的路。

    至于党企和政企，并不是企业发展的唯一道路，我们也鼓励私企发展，鼓励私人创业，但不能是过去的那种以剥削为主的企业，而必须是社会主义规则下的新私企。

    对员工的权益保护是基础的，包括8小时6天工作制，包括加班酬劳，包括最低工资标准，包括代表员工利益的工会，包括试行社保基金等。

    李思华尤其强调最低工资标准，必须参考国企，达到“正常生活”的要求，想发财又请不起人，脑筋歪到剥削上，那就不要开私企。对于那种来啰嗦工资太高、导致企业没利润的家伙，一律顶回去并严密监督是否违法。一旦出现克扣工资或者以缓发等理由，没有及时发工资的，立即停业调查。

    工会是对底层员工的一层保障，但同时要建立专门的企业监督机构，构成双重保障。员工到企业监督部门，必须有直接沟通的渠道。

    注意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