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理解货币的重要性。我认为道理其实很简单，一个经济组织要繁荣，其体制或者说产权结构上，要实现两条最基本的，一是能够对资源有效配置，二是能够让交易成本或者说费用最小化。效率和成本，就是这两条。”

    “到目前人类社会实践得到的经验，要实现经济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使用货币作为交易中介，是最经济、最简便的方法。”

    她看着喃喃不语的史政福，莞尔一笑，说道：

    “这个说法非常资本主义，是吗？其实我们革命，建设社会主义，效率和成本当然也是核心的、重要的问题。”

    “其实货币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货币赋予了国民一种，财富的创造和转移效应。资产和财富被货币化，国民就有了对财富、富裕等概念的量化或者说具象化，这就能激发利己主义，通过让他们去追逐财富，从而激发创造力和努力工作的积极性。这个说法更加资本主义，不是吗？”

    李思华看着有点尴尬的史政福，笑着继续说：

    “您不必对这些理论和概念感到尴尬，正确的经济规律，对于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都是一样的。资本主义利用经济规律，社会主义也是一样，最多换个说法。”

    “我们并不反对利己主义，我们反对的是完全的利己主义，例如凶恶的利己主义或者是精致的利己主义。”

    史政福点点头，他读过李思华对于利己主义的阐述文章。

    李思华说道：

    “所以从经济规律出发，海南根据的发行货币，是必然的。这一点我们现在就可以肯定。”

    “根据地发行怎样的货币呢？就现在的实际情况看来，困难重重，所以暂时我的建议是，还是与实物捆绑，将货币与票证联系在一起，货币可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单独使用，而对于某些重要的管控的工业或农业品，还必须附加票证才能形成提货权。”

    “我们现在不奢望外界商人，能马上接受我们的货币，无论如何，纸币是不能和直接的袁大头银元相比的。但是至少我们可以降低对银元的内部需求，包括这些外部商人，他们购买我们的产品时候，就不必再使用银元或外汇，而是可以直接使用我们的货币。”

    史政福点点头，他的想法也是差不多。李思华继续说：

    “至于中长期，我有一个想法，想先和史先生探讨一下。”

    “黄金本位的货币，逐渐将是历史的过去式，没有必要再讨论。但是如果未来新中国，想发行基于国家信用的货币，也是困难重重，即使我们的国力够强，但西方为了其货币霸权，肯定会封锁我们的货币，使其难以成为国际流通的货币，为了保护我们的金融主权，恐怕相当长的时间，我们是难以自由兑换的。”

    “因此，我们的货币，既然很长时间无法以国际贸易为重，那就必须以国内稳定和适用为重。我的想法是，未来的货币之锚，放在BSA即Basic Strategy Asset上。”

    史政福有点茫然，他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难道是他离开美国后新发展出来的理论？李思华继续说：

    “所谓BSA，就是基础性战略资产。哪些资产是基础性的战略资产呢？其实是从实物角度的扩张。”

    “例如未来我们的土地是国有化，可能会有几十亿亩的耕地，会建设成为高标准农田；例如我们会建设全国性的铁路、轨道和公路交通网络，这是无比巨大的工程和资产积累；例如我们还会建设全国性的输电网络和发电体系，这同样是超级工程和巨量资产积累。我们还会建立先进的战略科技产业，例如电子通讯、电机动力等战略性产业。所有这些，就构成了基础性的战略资产，国家的主要资源投入，都集中在了这些战略资产上。”

    “所以我们的货币，既然对应的是社会的财富，既然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取决于技术与制度条件下的生产性资产的积累，那么这些战略资产，自然应该反应最主要的货币比例。”

    “我们设想一个例子。按照西方的货币体系，如果我们建设了一个耗资十万亿元的铁路网络，那么正常的体系是，铁路公司可能自有资本两万亿元，然后向商业银行借入了八万亿元，每年经营的利润所得，逐步偿还商业银行的借贷本息。”

    “但是如果我们以BSA为货币之锚，那就变成了，央行以发行货币八万亿元，例如组成一个铁路长期投资基金，入股了铁路公司。铁路公司再无需向商业银行申请八万亿元贷款，商业银行自然也就无需再向央行获取这笔货币，所以社会货币总量是不变的。”

    “但是这个过程中，央行获得了长期稳定的优质资产，其实就是这八万亿元优质资产，被作为了发行货币的锚，而铁路公司则从债权变为股权，负债大幅减少，利润增加，经营的压力减轻，有利于更好更快的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商业银行受损。其实也不一定，他们有的是其它项目，而且类似铁路这样的项目，回报周期太长，本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