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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适合社会的工作需要,失业就会更严重,而社会的经济发展也会受到严重影响,经济不好,就业就更糟。”
“第二、就是努力实现经济长期的稳定发展,如果经济一直在增长,至少就业还能得到一定的保障,社会对就业的需求,在一些方面萎缩了,但在一些新的方面,还在增长,至少可以抵消一部分就业压力。”
“第三、就是预设退路,准备好一些能大规模接受就业人口的手段。例如乡寨,除了是为了改变我国农村的基本生态,实现现代化和革命化以外,很重要的一个预想,就是作为就业的退路。”
“如果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有生活困难,或者是对低端的工作不满意,那么可以去乡寨,3亩地一栋房,生活压力不大,对于多数人是可以接受的。配套的一个手段,就是我们的城市化率,发展到50%的程度就差不多了,需要管控,不能再让城市的总体人口比例,无限制地增加下去,等到发展到西方那样80%以上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就算没有明显的贫民窟,但新贫阶级的存在,是必然的、肯定的。”
“考虑一些其它策略,一些长期性的超级大工程,也是大规模吸纳就业人口的方法。例如未来我们在国力承受得起的前提下,诸如藏水入疆、黄河治理、大西北环境改造等的超级大工程,将国家收入的一部分转移支付,组织起大量潜在的失业人员,投身于国家万里山河的改造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本身很多人就可以不但获得工作,而且创造了新的生活环境、新的城市和乡寨,获得了永久的事业。”
“当然,这些超级大工程,必须考虑到生态环境。不过,我们对于生态环境的态度,不是保持原始荒漠,那有什么意义?我们的态度是提升和改进,让绿色森林,进展到国土的每一个角落。”
关于教育和就业,主席听着李思华的讲述,深感棘手。大国治理,太复杂了,千头万绪,革命可不是打倒了反动派,就万事大吉了。建国以后的治理,才是真正的考验,新的大矛盾、大问题,会不断地冒出来,而且都不是那种可以简单地“三下五除二”、“快刀斩乱麻”地解决的,而是需要在长期的过程中,小步地调整、不断地投入资源,来改善和完善,来提升和发展。
李思华摇了摇头:“这就是一代又一代国家领导人的宿命啊,我们现在能做的,也不过就是开一个好头,打下一个不错的基础,至于未来,恐怕要看后世的领导人,他们的智慧和能力了。”
主席感叹:“历朝历代,他们开国后也是千头万绪,不过他们主要的是恢复农业生产,相对于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可以说简单得多。我们,是要把一个农业社会,提升到一个工业社会,然后再提升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
“现代科技的发展,是双刃剑,一方面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能够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它又毁掉了传统小农经济下,对于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使得就业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这也是,时代对国家新的考验。”
李思华说:“国家能否向上进步,能否不断发展和强大,其实就是不断解决矛盾,能解决一个大矛盾,就能前进一步。相反,被某个大矛盾缠住了,国家发展就可能停滞。就业问题,就是国家永远面临的一个大矛盾。”
接下来讨论的,是宗教信仰问题。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李思华想起了前世网上很有名的一个说法,即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真正无神论国家。她向主席谈了这种看法,总结道:
“我国总体上是无神论国家,大多数的人民,其实是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的,因为我们民族的传统,祖先敬仰就是我们的信仰。别的国家,都是神救世人,我们的民族,则是大禹治水、后羿射日,我们崇拜和敬仰的是这些祖先,而不是什么神仙上帝,这其实是我们文明的一个优势,相信人类自己的力量。”
“但是宗教信仰是普遍存在的,汉族中的佛教、道教等,是“浅信类”,更多的是一种民俗,其实谈不上强烈的宗教信仰。但少数民族中,尤其是绿教,信仰是比较强烈的,宗教的重要性,很多时候超过了现实生活。”
“但这种情况,对于我们国家和民族,是不适合的,尤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们总的宗教政策,应该是“信仰自由”,但不允许“自由传教”,宗教的存在,必须是被动的,而不能是主动的;宗教必须是温和的,而不能是狂热的;宗教只能是个人信仰的,而不能是去改变社会生活规则的。”
“例如,如果有宗教因为所谓“虔信”,不允许儿童去接受现代教育,认为教育课本中的科学知识是“亵渎”,那么对于这样的宗教“信仰”,我们要坚决地打击镇压,不能接受国家正常管理的宗教,我们就不需要。”
“更重要的是,宗教不能影响历史的真实。例如陕西的白彦虎陕甘回民暴乱,从1862年至1877年期间,白彦虎率领回民与中央政府军队作战,并且屠杀了2000多万无辜汉族百姓,大西北多少地方,汉人被杀绝。所谓的宗教信仰,在其中起到了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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