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随着西华大规模工业建设、乡村多样化经营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以及西华根据地的扩大、人口的增长，产品种类开始高度复杂化，继续过去的实物货币已经逐渐变得不方便、不现实。因此货币必须向信用货币转移，这个转移的过程，其实就是西华新金融体系的建构过程。

    新的逻辑是这样的，需要建立以内部经济循环为基础的独立货币体系。要点包括：

    一、基于李思华前期设想的“ 基础性战略性资产 ” (BSA)资产池，来建立信用货币之锚。

    具体的逻辑是，人民币锚定国有生产经营性资产和税收。这些BSA又分成两类，一类是经营有收益的资产，例如钢铁企业等多种国企、铁路、港口、机场等，其锚定的比例就可以比较高，例如能够达到60%~70%这样的比例；不过也有特殊的，例如农田虽为国有，但比如生产粮食，西华政权只能拿到20%~25%的收益（公粮）。

    第二类是公益性几乎无收益的资产，例如干线公路，虽然这些资产没有收益，但不能说没有价值，所以锚定的比例相对低，在20%~30%左右。

    除了BSA，货币之锚还包括税收。税收的锚定比例也为70%。

    这样的话，将这些资产累加起来，就可以得到一个总的资产池，然后按照各自不同的锚定比例计算，就可以得到一个“发币基准”。例如符合标准的总资产，计算下来有200亿元，但按照各自锚定比例计算后，得到100亿元的“发币基准”，那么人民币的发币数量，就将在这个“发币基准”规定数量的一定幅度之内。

    当然，并不能僵化地执行“发币基准”，还要根据经济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进行调整，但“发币基准”就是锚，其后的具体发币数量，不过是根据具体的经济情况，来调整锚的松紧程度而已。

    二、以新的货币体系，来定义西华的内循环统一大市场模式。

    国有大资产和税收，定义了西华人民币的基础货币。而社会经济的运行，则是一种模仿BSA货币的方式，即内部公私企业、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用公司化的形式，以其拥有的“小资产”，与商业银行的货币进行对接，对接的方式，主要是债券或者抵押贷款。从而即将基础货币，放贷到内部各个经济组织，从而激活经济的内循环。

    三、设定沉没成本规则，在严密监管下，以资本促进经济创新。

    很多小企业的创新，是缺乏“小资产”的，无法发行债券或者抵押借款。这就可能导致创新中断或失败。因此在央行和国有商业银行，要规定一定的可沉没资本比例，与工业税收上5%的创新税相呼应。这部分的损失，由央行最后承担，但各个商业银行，要接受中央金融调查局的严密监管。

    每个银行，能得到的沉没资本比例（即创新信用贷款规模），取决于其激励创新的业绩评估，业绩越好的，自然给予越多。

    这部分的资本，是事先做好了“沉没”的准备的，钱花了就当它没了，按照李思华的原话，花出去1000笔都没了，但只要有个1~2笔，催生出了新产业、新科技等创新，就是值得的。

    当然，创新资本，不会只由银行提供，银行的经营，总归是保守的。所以还需要设立多个风险投资基金，对于创新项目进行选择投资。并逐步发动社会资本力量，参与创新投资。

    这一货币与内循环经济体系的选择，意义其实是极为深远的，但当时很少人能想得那么深。这实际上已经拒绝了未来类似前世的超级全球化外循环。外贸的分量，在这一体系下，评估很难超过20%，甚至是15%都很难。

    为什么呢？因为货币独立，其实就限制了大部分与外国的可能贸易。就像是1935年的经济格局，美元圈与英镑圈，英联邦国家的外贸，绝大部分都在英联邦内部，使用英镑，因为美元不是中介货币，所以与美元圈的交易，规模就起不来。

    这个时空的人民币也是一样，因为是独立货币，在国内所有的交易，必须以人民币为交易货币，所以出口就不能直接使用美元，必须使用人民币。

    理论上，与美元圈的交易，需要“货币互换”，即各自按照币值，交换一部分对方的货币，在各自国内进口需求的时候，可以使用对方的货币，双方一直保持平衡。

    所以这个时空的未来，除了李思华计划的沿海可以使用美元的“自由贸易区”以外，未来国内以内循环经济为主的格局，已经定局。

    前世从全球化外循环的过程中，中国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以至于在美国主动开始“逆全球化”之后，中国反而成了全球化的主要旗手。为什么这一世李思华要反其道而行之呢？主要是因为两大因素。

    第一是在这个时空的资源等基础条件不同。如果李思华的地缘构想成立，意味着本国的资本、领土、耕地、其它资源以及市场、人口的规模，都要比前世大过50%以上，这意味着，实施内循环的余地，相比前世要大得多。

    第二是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