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都会根据实际情况变阵和调整。

    但无论如何，河北既然是第一阶段最核心的目标，未雨绸缪就是非常重要的。这正是余润群的重大使命。

    余润群现在是在北平。

    对他而言，这是一座颓唐衰老的都城。表面上北平的市容，在民国时代是极好的，尤其是从1933年何应钦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之后，民国用大片国土的丧失，换来了一段短暂的苟且偷生“美好”时光。

    此时的北平市，大力发展面对西方旅客的旅游业，于是从1935年开始，对天坛、东南角楼、西直门箭楼、正阳门五牌楼、西安门、地安门、明长陵等一批“帝都门脸”，进行了修缮。曾有人描述这个计划让北平“焕然一新”：“在北平市中心登高一望，倒是金碧辉煌、衢道通直，一种新气象，反比帝制时代还要整齐些。”

    这确实吸引了带着满满的优越感的西方猎奇游客，历史上，到1937年抗战前，北平的饭店和旅店床位居然都不够了，当年春天的旅游收入居然超过了100万美元。

    除了西方游客，还有几千名居住在北平的西方人，他们当然对这个远东城市充满好感，因为他们的生活“像王侯一般滋润”。

    例如《纽约时报》记者阿班后来曾经回忆，对他而言，北平的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简直就是“黄金世界”。每当追忆似水年华的时候，回忆起这段甜蜜时光，他就有一种“怀旧的痛楚”：

    “那时的北平社交生活，大约从未有复制，也是万难再复原的。除公使馆卫队外，偌大的北平，平均只有区区两千六百名美欧人士居住。外币在这里值大钱，因此娱乐活动都是极尽奢华的。北平俱乐部、法国俱乐部、德国俱乐部以及八宝山的高尔夫俱乐部，都是让人流连忘返的所在。京城城墙外数英里处，便是赛马会，更是个快乐无比的地方。西方人，几乎人人有能力，在西山租个废弃的小寺院，作为避暑的别墅。秋日来临时，打野鸭、野鹅也是件乐事。野鸡和鹌鹑都极尽肥美，往往损坏庄稼。冬天时，总有三个月可以滑冰。”

    就在这些西方人，借助母国帝国主义的势力，在北平尽享优越生活的时候，北平底层人民的生活，却是极端困苦的。

    失去了民国首都的地位，少了中央财政的资助，少了很多达官贵人，这座城市就显现出了它的明显弱点。北平是典型的消费型城市，工商业都无甚可观，三十年代整个北平的产业工人，居然只有7000多人，社会经济全部是商业和服务业。所以李思华前世，听说过广州、香港和上海的工人运动，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北平的工人运动，因为此时的北平，哪有什么工人阶级？所有的运动，都是学生和市民的运动。

    在不同人的眼里，就有着不同印象的北平。有人认为这是民国的黄金时代，充满着“人间四月天”的浪漫气息，但在余润群这样的革命者眼里，就这是一座帝国余晖之下，已经散发着恶臭的衰败城市，无数的贫民，例如那些人力车夫，每天出尽全力，也挣不到能吃饱饭的钱。一旦生病，就可以宣告这个可怜的家庭完蛋了。160万人口的北平市，赤贫的人口至少超过了50万。

    这样的北平有什么美丽可言？又有什么眷恋可言？余润群的内心发誓，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一切！

    东北，哈尔滨。

    一处典型的东北宅院内，大炕上盘坐这两个人。其中一个人的口音是满嘴的东北“大碴子味”，而另一人，则是山东口音。

    那位满嘴东北大碴子味口音的男人，名叫李为民。他是哈尔滨的地下党员，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承担着为东北抗日联军购买炸药原料的任务。

    他最出名的事迹是，由于无法在日伪军眼皮底下直接购买炸药，李为民找到不少西药店，说要买大量的硝酸钾。那些掌柜的当然很奇怪，但他的解释是：“我是从依兰来的，当地几个大药铺的老板，听说日本人马上要采取新的政策，以后这些货不能一次性买太多。所以他们托我，想一次从你这，多采购一点，以后能卖个好价钱。”

    在非常充分的理由下，而且他在谈吐中，还能显示出对药品行业的熟识，这些药店的掌柜都相信了他。这样他就不断采购到不少制造炸药的原料，然后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抗联地区去。

    所以李为民是一个冷静睿智的地下党员。

    他已经确信了坐在他对面的那个男人，确实是中央的特派员。因为此人正是以前一位他认识的同志，而且随身携带了精巧的电台，以及一些中央领导写给满洲省委一些同志的信件，尤其是刘少奇同志的字迹，他是认得的，因为刘少奇曾经是满洲省委书记，当时他直接受刘少奇同志领导，对他的字迹很熟悉。所以在阅读之后，他立即确信这位同志不可能是叛变后来找他钓鱼的。

    中央特派员的到来，让李为民非常兴奋，因为在中央苏区红军长征以后，满洲省委和抗联的同志，就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现在中央直接找过来了，以后东北的抗日活动，就又可以在中央的领导下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