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的经济发展，因为两国的文明、国情甚至底层人民的情况，都有很大的不同，前提都完全不同，很多经济理论自然也不一样。”

    李思华最后总结，我们既不能“言必称希腊”，也不能“言必称苏联”，中国就是中国，自有自己的文明、国情和人民特征，只能是“唯中国经济学”，希望各位学者从这样的角度，努力研究，为国家民族，提出有实用价值和有指导意义的新经济理论。

    李思华的讲话对经济学家们震动非常大，她提出的完全是一个总原则，未来中国的经济学界，必然要求遵循这个总原则来形成，自身的经济研究能否被承认，显然是必须符合这个总原则的要求的。

    有几个经济学家脸色惨白，他们明白，自己以引进西方经济理论为核心的“学术道路”完全被否定了，未来西方经济理论，只会是新中国经济学界的一种“参考”，而不会是主流。

    李思华的一个计划，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极大兴趣。

    她说明，最近几年她在忙碌之余，写了一本厚厚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初探》的书，准备作为大学经济学的主要教材之一。这让在座的经济学家们精神都一震，他们迫切想读到这本书。

    李思华坦言“我自己都不认为自己这本书的理论、思想、逻辑和观点，肯定是一定正确的，所以在每个章节背后，我计划要附上很多种不同的观点和理论。也有可能是赞同的，但不管赞同还是反对，每一种观点都要求言之成理，有着自己的逻辑，甚至有着实证案例。”

    “这个方式，就是提供学生全方面的思考，而不是填鸭式的接受，让他们知道，每一种经济理论可能都有适用性、或者谬误性，接受之中，必须始终保持着怀疑，我们要的，就是人人成龙，要一些温顺的羊群的话，是想干什么呢？”

    “这个大工程，自然需要很多经济学家来完成，我希望有理有据的反对意见多一些，共产党人不害怕错误，改正就行，害怕的就是粉饰掩饰，这会对未来的革命工作造成严重的损失。”

    李思华的态度赢得了这些经济学家的好感，很多人觉得她“风光霁月”，不少人决定认真地参与这个工程，她的这本书，可能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学的主流，自己参与完善，也是留名青史、影响国运的大事件，这比自己发表十篇八篇论文，重要得多。

    话题很快转向了新中国目前的经济形态，李思华称之为“半战时体制”，又称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新中国的经济体系，将是“准军事化”的，这个论断，对经济学家们的思想冲击很大，不少人是反对战时体制过于延长的。

    原厦门大学校长、《资本论》中文版的翻译者王亚楠就不太认可，他向李思华说道：“李总理，战时状态长期维持是不可行的，这会对国民经济的平衡造成严重影响，尤其是压制民用工业和产业的发展。”

    李思华笑着解释：“包括您王校长在内，可能大家对我所说的半战时体制和准军事化的内涵有所误解，我来解释一下。”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战时体制大家很熟悉，这是为了应付大规模战争而采取的临时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本质上是短期的。重点是在国民经济中向军事倾斜，优先将经济资源用于军事和战争准备。本质上，这是以高度集中的生产、分配和管理体制，来提高战备和军事准备的效率。”

    “我们现在说半战时体制，就是因为当前的国际环境，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国家不得不将大量的资源倾斜到军事准备上，例如，这几年的军费比例，占到了财政支出的30%。这在和平时代本身是不正常的。但坦白地说，没有办法，当下所有的大国，除了美国还没有完全发动外，其它国家都不得不将大量的资源，投入战争或者准备战争。我们能够做到不完全将所有资源投入战备，已经是竭尽全力了。”

    在座的经济学家们都点点头，他们也很清楚，这不是正常的时代。

    李思华继续说道：“如果未来大战结束，各大国都开始裁军，我们自然也会将战备的规模降下来，将军费的比例降下来，解除现在这种半战时体制。”

    “不过说道准军事化，其实可能对这个词有所误解，它与战时体制毫无关联。它指的主要是国家以军事化的一些模式，来进行经济的顶层设计和执行，其内涵有类似苏联斯大林模式以及日本德国的军国民化的一部分，但又在很多方面不相同。”

    “回顾世界国家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后进国家往往会有一个阶段，在国家体制上实施一定的军事化，来推进国家的初步快速发展。例如德国在普法战争后统一的初期阶段，例如苏联建国后从战时体制到斯大林体制。”

    李思华在这里不方便提到日本，其实日本也是得力于这种“军事化指挥”的国家体制的，二战后日本的复兴，除了其它各种条件，吉田茂政府的主要官员，就是当初日本918之后在我国东北殖民地的主要官员，而日本在东北实施的其实就是这种军事化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这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