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不错了。现在呢？很可能首先布局，就要30个城市，东北10个、东部10个、西南10个，因为这是三个规模和发展空间类似的世界级大市场，一个也不能放过，是必须均衡发展的。”

    经济学家们都注意地听着，李总理的视角很特别、很独特。

    “除了基建和产业，你还可以找到别的角度来分析，都可以发现，在同等的治理水平下，双向大市场的经济效率，肯定胜过单一大市场。这种效率年复一年地积累下来，成长就非常可观。”

    “新中国现在经济上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我们有正在发展的三个世界级大市场，而如果是民国的疆域基础，那我们最多形成一个半，东部算一个，西南和东北加起来算半个，所以现在就是双倍的体量，经济的两个中国体量。”

    “我们因此可以发现，新中国在经济上就变成了两个中国，一对一的补血和增加效率。而且这并不是规模上两倍的增加，而可能是几何级的增长。如果同等治理水平下，以旧民国疆域为基础可以增长一倍的话，以新中国疆域为基础，就可能增长两倍。时间越长，效率增量越明显。”

    “按照我的估计，三个大市场均衡发展带来的，将是每年国家GDP多增长2%到3%，这是非常可观的！如果持续30年，就意味着经济总量多增长一倍，这是巨大的大国竞争优势！这就是三个大市场背后蕴含的奥秘！”

    “在新条件下，国家投资包括私人投资，很大程度上投资效率都要高于旧条件，这种效率差异，一点又一点地积累起来，可不得了。”

    李思华隐藏的对赵云腾的提示，正是对比前世时改革开发后，中国狂暴增长的约30年，当时平均增长速度大致接近10%，而如果有着三个大市场的话，恐怕至少每年增长会提升到12%到13%，30年下来，总量就会多一倍，这将是国力上多大的差别！

    所以新时空经济的发展优势，相对前世真的是太大了，这还是仅仅考虑市场需求拉动的因素，还没有考虑资源储备总量的巨大增长等其它因素，使得前世的“资源约束”，少了非常多。

    这也让李思华一直深感责任重大，那么好的条件，如果做得还不如前世，那简直是对民族犯罪。

    李思华的这一番“奇谈怪论”，可把经济学家们听傻了，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人从这样的角度分析经济，这肯定不是什么“正统经济学”，但你别说，细细想象，这番逻辑也是很坚实的，用来解释新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却很让人信服。薛幕乔由此想到李总理一直在说的独立的“中国经济学”，暗暗点了一下头。

    李思华又问赵云腾：“你有没有发现现在东北的城市群，相对东部的城市群有什么特点？”

    赵云腾又仔细想了想：“东北原来除了几个大城市，因为人口总规模比较小，所以以前的城市人口比较少。现在的城市，大部分都是随着移民新发展的。而东部的城市，大多数都有历史根基，源远流长，人口密集，大多数以旧城改造和发展为主。”

    李思华不置可否，又问他：“东北这些随着移民而发展的新城市，又体现了什么特点呢？”

    这可把赵云腾问住了，他根本没有研究这么深，只好承认自己不知道。

    李思华转向几位经济学家，说道：

    “当初东北大区新城市的发展，我是让计委，尝试性地贯彻了“标准化城市”的意图，东北这些新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层级设置，都是基本标准化的。”

    经济学家们都仔细听着，薛幕乔是知道这件事的，不过其它几位对此就很陌生。李思华继续说道：

    “从国家顶层的角度，可以发现，那些大城市、中心城市，其实无需国家再投入很大的资源，他们本身就有巨大的资源汇聚能力，来发展自己。例如沪苏市，需要中央重点投入吗？不需要。无数的央企，甚至是民间资本，现在开始还有海外资本，他们的很多项目，需要投资的时候，自然就会想到沪苏市或者类似的平津市等大城市，这是因为大城市人才和配套等方面的优势。这样的大城市或者说中心城市，除了几个直辖市以外，很多省份的省城，至少在其省境内，也具备同样的优势。”

    “但是我们是个疆域极其广阔的超巨型国家，城市也需要一定的平衡。这就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普通城市如何发展？如果普通城市太小，就会易于被虹吸，很难形成相对独立的地方经济体，所以普通城市也必须有人口的规模性。而这些普通城市，还必须相对地均衡分布，每个城市能为国家经营一大片的国土疆域。整体上使得国家能够保持比较均衡的共同发展，而不是变成了几个超大型的大城市经济体，那样的弊端太大了。”

    “所以当时我和计委的同志，设计了这种标准化的城市。主要是以未来20亿人口规模，全国地级城市接近600个，中心大城市80个，占掉6.5亿人，大致占人口1/3。其余13.5亿人生活在普通城市，注意，这个设定的每个城市都是包括附属农村乡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