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那些似乎只是纯粹消耗的工业、材料和结构实验，没有这一些数据积累，高精尖的航空和其它制造能力，就建立不起来。

    陈振华他们现在的研制，已经得益于现在有了巨大进步的新中国基础制造能力。但还是很困难，设计团队要形成强大的设计能力，是需要现在这样磨练出的。

    就在陈振华苦恼的时候，他不知道，全国现在超过五千家的工业技术研究室，无论是属于国家、央企、军队、大学甚至是民企，在各自研发的科技上，都各有各的烦恼。到1946年已经积累到接近50万人的新中国研发人员群体，各自研究的方向不同，但基本上都有这个特点——从过去7~10年的国产替代阶段，开始逐步走向中央提倡的自主创新。

    这是一五到二五计划中科技发展的巨大转变。李思华等人推动自主创新的原因，主要是三点：

    一、从美国和德国当初引进的工业科技，经过差不多十年的消化，已经普及化，国内基本上已经完全掌握，而美国最新的科技，引进的路很难，只能依靠自己。

    二、长期的工业建设，使得新中国的科技团队和群体逐渐成长，逐步具备了自主研发的全向全面能力。

    三、教育体系进入人才爆发期，从1946年开始，每年平均会有200到350万大学生毕业，其中75%以上都是理工科，到后期每年可以供给260万理工本科生；同期大约每年能提供30万左右的硕士和3万左右的博士。新中国的科技人才红利期已经到来，当然要狂暴地发展自主研发能力。

    实际上，李思华计划在二五期间，将目前五千个左右的工业科技实验室，发展到两万个以上。这样的规模，才能覆盖全产业链，覆盖全科技面。

    楼陈厚脚穿胶鞋，胶鞋连裤腿都是厚厚的泥，一步一步地走来，颇为费力，头上还戴着草帽，中年人忠厚的脸上带着微笑，不过他戴着眼镜，学者的气质还是蛮明显的，不会让人误以为是位农民。

    楼陈厚是新成立的“农达生物化学股份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他在1939年毕业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植物系，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立即返回刚刚建国的新中国，担任西南农业大学的教授。

    他是在农达生化的总裁何提平的多次邀请下，才“下海”担任这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的，因为这个公司的来头不一样。

    何提平本人原来是在农业部任职。现在的中国农业部，是一个庞大的行政管理和科研管理机构，有着40多个局和处。何提平本来就是其中农药处的处长。但是在李总理的一个农业企业计划的推动下，农业部说服了何提平出来创设混合制企业“农达生化”。

    中央投资基金和财政部的一个基金等机构，先创立了“中国农业投资大基金”，然后投资何提平的“农达生化”这样的企业。大基金承诺了对农达生化的一笔大规模的“对赌基金”，先给种子基金启动投资，然后每发展到一个对赌条件设置的门槛，追加一笔投资基金，直到完成全部对赌。大基金获得的，不过是20%股权及其分红，而其余的80%股权和分红，则是仿照李思华带给这个新时空的“华为工作股”机制，属于工作贡献中的广大科学家和员工。

    第一批这样被投资的初创农业科技公司，大约有20多家。每一家都是仔细考虑过对农科科技领域的覆盖范围的，并选择组织部认为最优秀有企业家潜质的干部出任初创领导人，未来再在社会上不断发掘。

    例如农达生化，发展的主要是农药、化学品和种子科技，在李思华心目中对标的就是美国的孟山都，当然现在的孟山都还没有发展到后世“全球最邪恶的公司”那种大名鼎鼎的程度。准备对标孟山都的，当然也布置农达生化这一家企业，每个标的，至少都是3家企业，看谁最后能不能胜出。

    这样的对标，还有长期的博弈深意。例如农药，农业部上手要求的就是低毒农药，就像要求高效化肥一样。类似孟山都的PCB（多氯联苯）、杀虫剂DDT以及除草剂“橙剂（二噁英）”这样的高毒性、高残留农药，是绝对不允许在国内使用的，国内必须是低毒。

    在未来，这就是对付美国农业的武器，例如贸易中禁止所有使用此类农药的农产品，向全世界宣传美国农业的恐怖和毒害等。

    而且美国农业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大量生产激素，然后将激素应用于肉食牲畜养殖，养殖速度快嘛，例如美国牛和牛奶的产量，都是靠激素带来的。这完全可以作为贸易和舆论武器。

    所有这一些，都是大博弈层层分解后的一个小的环节。

    何提平走出公司大厅，就看到正在院子里冲洗脚部污泥的楼陈厚，不由笑着问候：“娄老师又下田了，辛苦了。”

    楼陈厚抬头看到何提平，看他提着包和行李，是要出差，问他：“你去哪？”

    何提平回答：“是去参加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CPOV）的筹备会议。这个组织未来还要扩展到国际，它的目的是保证植物育种者，对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