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出。至少很多推动民间发展的产业，例如纺织和服装，只能是各地政府各显神通，争取人家的投资，不过当然要符合国家保护底层人民的政策。

    所以市县地方政府负责的，算得上是“岁月静好”，实现每一年的规划目标，兢兢业业做好人民的政府，服务好人民，服务好企业，建立高效的服务体系，办好当地教育。在中央财力+可真正支配地方财力支持下，年复一年地进行不负债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她想来，原时空用了三十年，建起无数高楼大厦和城市设施，但也留下了无数债务，掏空了地方政府和家庭的财力，新时空干嘛要在这个方面去比较呢？我们用五十年建成不可以吗？放慢一些速度，对于财政的压力就会大大减少，能够腾出更多的资本投资在产业上。

    真正要下大力气加速的，反而是大产业发展，占据所有的大产业先机，发展到空前的规模和形成世界级的领先竞争力，产业旺盛了，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长期繁盛。

    而中央和省及直辖市，以及一些重点的城市，则是推动这些大产业发展的主力，是在产业发展上“负重而行”。洒下种子，用资本浇灌，推动消费市场形成，提供订单，以各种方法催生出一大批的中国大型产业企业，并推动他们最终成为全球的顶尖大企业，在相关大产业，去占据主要的全球市场份额，这才是经济强国之道。

    相比之下，让地方政府胡乱地去搞一些工业区，其实多数都是占了农地，树一块牌，连个蛋也下不下来，这不是扯淡吗？哪有那么多有前途的大项目？至于民间私人项目，现在的规模，还没有产生巨型企业，就算是巨型企业，犯得着到处投资吗？难道想骗土地？真敢的话，在新时空可就是自己找死了。

    在她想来，原时空那些年的“唯GDP论”、“全民招商”、“土地招商”等等，都是当时各地穷得狠了，地方政府什么都不顾，反正拉到碗里都是菜，结果没有一样，不是最后证明不付出重大代价的。所以在新时空，干嘛要去搞成这样？她有病吗？

    在她向邓小平等人，缓缓讲述了“产业发展重于地方发展”的道理后，邓小平等人都目瞪口呆，原来李总理是这样考虑的！重点是大产业生态，而地方发展建设，则是配套这些产业发展的！

    邓小平一阵羞愧，他明显地认知到李总理的逻辑，更有说服力。他决定回去就把给他当顾问的两个经济学家给解聘了，什么玩意，两个不下基层不接地气的书呆子，根本不懂得真正的中国经济运行之道，更不懂得如何在全球竞争中获得经济优势！

    他对这个时代地方干部的素质认知很深，大多数人是非常认真和拼命的，但是知识水平有限，擅长于执行上级命令，可一定不擅长自己来把控有风险的地方产业推进，就像李总理所说的，能做好一两个地方特色产业，就已经很不错了。让这些城市主官们去搞工业园，肯定是会一地鸡毛的。这些家伙拿到钱，不乱用才怪呢。自己当初怎么就会觉得值得试一试呢？还是被他们鼓吹的前景给迷惑了。他反省自己。

    他又回想到以前李总理就反复强调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经济发展路径，心想李总理今天说的，其实并不是新鲜出炉的策略，而是早就很清晰的路径——国家经济发展，就是一手抓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手抓产业发展，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而这两者都要围绕着建构市场体系即消费能力这一个中心来发展。自己还是对此前的政策方针认识得不够，学习得不透呀。

    在此次会议后，很快《反浮夸风、反大跃进》的中央文件，被下发到了各省各市甚至各乡寨，一场坚决打击“政绩冲动”的旋风，吹过了所有的地方政府，让主官们都冷静了下来。中央的态度是明显的，早就规定好了你们的工作，好好做扎实，不要想那些有的没的，基础的工作还没做好，就想着要飞翔，不是扯淡吗？一盆冰水浇下去，各地都冷静了下来。

    不过李思华知道，这种地方“冲动”未来还会反复发生，说得好听点是地方政府有着强烈的发展本地的动机和主动性，但说得不好听点，其实就是想从中央争取更多的“自由”，尤其是财力。不能说这种动机都是坏的，但放松的尺度和放松的时机，只能是由中央根据具体的经济发展情况来决定，而不是屈从于地方的要求。

    毕竟，中国自从实行郡县制度的2000多年以来，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就是个永恒的课题，并且不可能具备确定性，因为不同时期，国家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在发展中必须不断调整的参数因子。

    1947年的中国，开始挥别短缺经济的过去，进入了一个更复杂的经济发展阶段。单单投资就能驱动高速发展的阶段，基本结束，各地各领域深层的矛盾，开始逐步浮现，考验着新中国的领导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