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接轨”，双向的利益才是持久的。

    她觉得，既然花钱援助，就要援助到根子上，原时空中国援助非洲，修铁路修工程，那都是表面的，非洲人自己管理不好，大大浪费了新中国的心血，单单那一条坦赞铁路，付出之高难以想象，影响了中国自己的国民经济发展（1970年左右，耗资高达5亿美元！）。结果呢？到2020年坦赞铁路坦桑尼亚路段总运量才23.2万吨，大概相当于具有可比性的天津铁路路段的5%左右（铁路长度差不多）。而且铁路开始有破败之相，未来还不知道会怎样呢。

    因此她对这种援助是坚决反对的，不搞定非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有效率体制，任何基建或者经济援助，最后大多是打了水漂，除了在非洲扩散了中国的影响力，其实没有其它意义。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亚的斯亚贝巴大学。

    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江景彦，正在台上做着《中国模式社会主义介绍》的讲座。这个能容纳300多人的讲堂不要说是座无虚席了，所有的空地、走廊、甚至门口都是人，这里的大学生们对于中国革命的兴趣，远远超出了江景彦之前的预料。此前他知道，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些地域的影响很深，所以一直有点担心，现在看来是多余的了，学生们固然受到苏联理论的影响，但显然也想了解另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有什么不一样。

    他定了一下神，继续说道：

    “主席和李思华同志对社会主义的主张，是要建立在具体国情基础上，实事求是。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就不同，每一种理论都是有适用范围的，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例如新中国解放和建国前，民国时代的旧中国是个农业国，全国的工人只有几百万人，相对于全国5亿人口，比例都不到1%。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中国遵循苏联理论，只是以工人阶级为革命的依靠，那么后果就很可能是革命的失败。”

    台下有点骚动，学生们开始低声议论，这和苏联的理论确实不同。

    “旧中国95%以上的主要人口手是农民，如果不把他们发动起来，革命的胜利就无从谈起。因此李思华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民无产阶级的概念，即那些失去了土地和几乎一切其它生产资料的佃农。而主席则进一步发展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等一系列的依靠农民的革命理论。事实证明，他们的理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人口的大多数，站到了革命的一边，在他们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迅速走向了成功，才有今天的新中国。”

    台下的议论声更大了，江景彦只得先停了下来。旁边的一个教授赶忙上前，要求学生们安静。江景彦才继续说了下去：

    “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我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是革命先锋队、无产阶级的主要成分是工人、工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依靠对象这些理论，其实只适用于欧洲这样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以工人为底层劳动人民主体的国家。而对于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还是非洲，都不适用，在这些地方，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必须将人口的大多数的阶级成分搞清楚，这是个浅显的道理，国家的人民主要是什么成分，革命就必须以主体人民作为依靠，发动他们，否则革命就会失败或者是不彻底。”

    台下已经是轩然大波，中国来的老师直接否认了马恩理论中重要的一部分！这个时候类似埃塞俄比亚这里的左派知识分子，其实就像过去我党的很多人一样，对于他们的理论奉若神圣，根本没有去想是否适用的问题，何况苏联在这个时代如此成功，他们根本不会去注意理论是否正确的问题。所以江景彦看似平淡的说法，对他们心理的冲击力是巨大的。

    隔了一会，江景彦才继续说道：

    “所以我们将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适用我们，但不一定适用于其它国家，就像我们发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根本不适用于中国一样。”

    接下去，他解析了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的很多不同方面。例如重工业、民生工业、农业均衡发展的选择；例如公有制为主体、但允许私有制辅助发展的产权结构。他还解释了中国这样选择的原因，就是因为与苏联不同的国情，也是因为双方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发展的理念有所不同。

    由于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农牧业大国，因此江景彦重点说明了中国的农牧业发展体系，从消灭剥削食利阶层夺回土地开始，到乡寨体制，到农场组织、到基层党组织、到民兵组织、到“永佃承包3亩制”、到“五通五建”的新农村建设、再到规划发展的美丽乡寨、大规模人口的流动民兵、基层流动官员等等。他还解析了背后的原因，例如中国极其重视打破过去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格局，所以从大流动到集村并寨，整个是破而后立的“新社会新农村”。

    在他说这一段的时候，场下鸦雀无声，很多学生都被他的描述惊呆了，场下和边上的大学老师也都听入了神，原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