誉，进行规定算法下的量化评估，可以计入企业的无形资产。

    以上的体系，再加上一些其它体系，就是李思华提议的以发展自有自主为特色的“品牌建设十大体系”。

    李思华发动的这场“品牌运动”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企业界和商界的层面，在西方也激起了不少涟漪，例如美国著名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佛利德曼，就与主张放任自由主义的哈耶克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辩。

    其实这两个人都可以算是二战后，反G色彩强烈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区别不过是佛利德曼强调货币，而哈耶克强调经济的“自由”罢了。

    对于中国的品牌运动，两人的观点分歧不大，都认为社会主义搞品牌是不行的，品牌是一种“私人运动”、“个性表达”，与社会主义强调集体与整体，是格格不入的。品牌是企业的一种高效率运动，而社会主义集中决策，没有市场经济中的分散决策灵活，所以社会主义，不可能有高效率云云。

    但是佛利德曼认为，中国推动品牌运动，将导致中国资本主义力量的扩大，这必然会削弱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但中国本身的社会主义体制，也会对品牌的负面性起到一定限制，他举了个例子——在华盛顿的一座大楼里，一些政府雇员正在整天工作，试图制订和执行各种计划，用美国人的钱劝阻人们不要吸烟。而在另一座距离不太远的大楼里，另外一些同样具有献身精神并且同样努力工作的雇员，整天工作，以便用美国人的钱，补助农场主们去种植烟草。美国的这种精神错乱，不太可能在中国发生。

    哈耶克对社会主义是完全仇视的，所以他对佛利德曼的这种说法严厉批驳。他的说法是，能保证人的自由的“自然秩序”，才是一种最符合人性的经济制度，所以西方的市场经济，才是最合理的制度。社会主义的制度就已经不对了，怎么可能有对美国的品牌优势？

    这一通乱战，导致很多其它美国经济学家也加入，美国经济学界，一度热闹非凡。

    李思华读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却只是感到啼笑皆非，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者，对于中国真正的经济体制，可谓是一无所知，在那里胡乱用中国的事，来说自己的理论而已，是“借题发挥”，其实与中国根本无关。

    为了避免国内的思想混乱，她还是又发表了一篇文章，重复了她以前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定论：调放结合，顶层宏观调控，下层微观市场放开；顶层计划经济，下层市场经济。

    她指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中性的，是发展经济的工具，没有什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社会主义强调计划经济，是为了保障底层人民的利益，并不是所谓的这个工具专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利用市场经济，是因为市场经济更有利于动员微观消费市场，并不会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强调市场经济，就对之忌讳。

    如果把国家经济比拟成人，那么计划经济就犹如是在搭骨架、搭主动脉和主静脉血管，以及生长头脑。骨架好、血管通、头脑活，这个人才能成长为一个健康优秀的人；市场经济就犹如在骨架和主脉血管的基础上生长血肉和毛细血管，也不可或缺。两者的结合，才是王道。美国那样的完全私有市场经济，以及苏联那样的几乎完全的公有计划经济，都过于偏颇，不利于国民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在文章中她还嘲笑了哈耶克和佛利德曼，说哈耶克的理论与其说是经济理论，不如说是讨好西方民众的心理安慰剂，满足他们对所谓自由和放任的幻想，在经济运行上则是完全的“空中楼阁”，西方任何一个有理智的领导人，都不会采用他这类在实质上胡说八道的理论。

    而对于佛利德曼，她则感慨说佛利德曼的货币主义，是给西方开了一剂有兴奋剂功能的慢性毒药，由于其兴奋作用，恐怕未来会被西方领导人用来解决经济问题，通过宽松和滥发货币，来不断刺激经济，其实解决不了真正的经济问题，等到货币主义盛行的时候，恐怕西方长期的“滞涨”型经济危机就会来临——物价持续上升，但经济停滞不前。

    文章的最后，她还恶作剧地说了一段非常刺激西方经济学界的话：“二战后的西方经济经济学家们，不过是自说自话，甚至自娱自乐。其研究动机，缘自现有研究纲领的内部逻辑、知识的沉没资本和美学困惑，而非出于理解现实经济运行机制的强烈欲望，更别提理解危机及金融不稳定时期的经济运行机制了……今天西方经济学的大师们，就像是我国民国时代的大师，看上去名满天下，但实质毫无贡献。”

    如果说李思华的文章，在国内主要是厘清思想的话，这篇文章在美国和西方，尤其是经济学界，那就是海啸了，立即乱成了一团。

    哈耶克和佛利德曼气得发昏，拼命地为自己的学说辩论。很多对他们不满的其它经济学家，则借机攻击他们的理论，或者宣扬自己的理论才是正确的。西方民众也是大饱眼福，没想到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彼此撕逼起来，也像是戏剧般的有意思，如同连续剧一般。

    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