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很显然，也不能完全地防范贪腐，甚至让贪腐在一定程度上还在发展，这是与一些干部思想退化腐化，丧失了革命的热情和信仰分不开的。”

    大家陷入了沉默的思考，隔了一会，恩未说道：

    “我觉得贪腐的发展，还是与干部的利益格局有关。现在的普通干部，薪资相比普通人多不了多少，要在当地人民收入的中位数左右定级嘛；住的也是组屋，相比普通人也多不了面积；子女必须与人民子弟同样参与各种竞争，并没有什么照顾。而干部还必须不断流动，自然有一些干部不满意，不满意深了，就会走入邪路，开始贪腐。”

    恩未和刘韶其一样，今年都是65周岁，马上要全面退休，未来除了在中顾委担任中央顾问以外，按照规则，再不能担任任何职务了。所以他近期的言论，胆子大了许多。

    任彼师皱着眉头，他是在1953年，接替已经超龄的朱得，担任政治局常委的。他忍不住说道：“那不就是想要干部的特权？这可不行，脱离了革命群众，那还是党的干部，是革命的干部吗？”

    恩未默然，他认为需要给干部们一些特殊待遇，算不上特权，这样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积极性，也能避免贪腐，但他的这种观念，显然在政治局内，得不到太多支持。

    总理宋长彩摇摇头，说道：“如果干部有了特权，那么就会形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每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天然倾向，就是不断强化本集团的利益。最后会逼得只有打掉利益集团，才可能中断他们推动的政策。这不是好的方法。”宋长彩是在1958年主席彻底退休退出政治局后，递补入常委的。

    李思华暗暗点头，她很清楚既得利益基层组织和集团的厉害。例如前世计划生育发展到最后，计生委就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不仅在体制内部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层次人员，而且包括外部的大量计生用品的企业等也在内。

    以至于从2010年左右就开始推动的生育转向，大致到了她穿越的2022年，才算是真正尘埃落定，代价是让计生委变成优生委，用新的利益替代了过去的利益。其它例子，例如更大的动作——解散了邮电部，通讯网络的提速降费，才能够正常实施。

    但反过来，一个政策想要推行并有效果，往往就必须要有相对应的“既得利益集团”。譬如她前世，用房地产作为自主产业，很快中国强大的房地产集团形成，但到后来，他们一直在鼓吹降息并阻止房地产税；而新冠疫情的推动下，很快又形成了一个新冠检测的利益集团。

    这些利益集团，想要维系着自己的生存，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推动政策与舆论，后世很多专家教授被称为“砖家”和“叫兽”，是他们不懂事实吗？只不过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为利益集团说话罢了。了

    所以如果干部有特权，就会形成一个“干部特权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断争取新的干部特权，而反贪腐的初衷，并不能因此而实现，反而因为有了特权，变本加厉也不一定。

    更为严重的是，干部与人民群众一体化无特权，可以说是中G政权最基本的对人民承诺之一，如果干部有了特权，就代表党组织的违约，那么就失去了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这是最根本的规则，就是要一根杆子捅到底，所谓“徙木立信”，要一条规则管到底，一根杆子捅到底，一个办法落到实，不能天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否则人民群众凭什么信任我们党？

    社会主义的建设，不能干部占着分配的大头，最后让人民群众奉献，这样的模式，没有持续的可能性。干部拿着大头，最后让人民一起共渡难关，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事情。

    有问题，先解决；有利益，先分配；有不良现象，先纠正；这才能凝聚起人心。

    李思华缓缓说出了自己的思考，让大家再次陷入了沉默，然后主席首先鼓掌，大家也都鼓起掌来。主席接着说道：

    “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制度，就是官僚制，成也官僚制，败也官僚制。过去的科举，不就是为了选出王朝得力的官僚嘛。现在的问题，是我党这些本来应该作为人民利益代表的干部，把自己等同于皇绅时代的官僚了，不是代表而是官，这是贪腐发生的思想基础。干部如果把自己当成是人民代表，就不会觉得自己的收入，应该比普通百姓大大超过；如果把自己当成官，那么老百姓在他的思想里，当然就变成了羊，而他自己是牧羊人，褥几把羊毛，不是最自然的事情吗？”

    “平民百姓极端痛恨贪污腐化的官僚体制，但中国的传统社会，没有官僚制，就没有稳定。但官僚制一旦确定，贪污腐化和特权就接踵而来。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周期律，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打破的桎梏。”

    主席说到这里的时候，李思华却想到了原时空，文革为什么在初期得到了群众的热烈响应？不能不说老百姓支持主席打击贪污腐化和特权的初衷，但打倒了官僚制，也让国家失去了稳定。后来的希圣，在七十年底末，迅速稳定了大局，实际上是得了“官心”，大批的老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