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我们从今天开始，还是要不断加强人民的思想教育，赋予人民相应的权力，让人民成为我们对抗官僚化的防火墙；也要加强机制防范，最重要的是搭建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实体系。一个脱离底层人民的官僚阶层，必然走向变质，走向人民的反面，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主席深以为然。他接着说道：“你以前说得很对，对多数人，不能只讲精神激励，还必须有物质或者其它激励，否则时间长了，精神疲惫了，也就没有了激励效果。但是所有的激励不能是特权，不能是长期固化的经济利益，后者也是特权中特殊的一种。但是不搞苏联那种干部特权，我们就要完善中国特色的干部激励体系。”

    “干部配车、津贴、住房补贴这些，都不是好的激励，因为只能升不能降。短期是有激励效果的，但那是一种不符合革命者信仰的负向激励。长期就完全是负面的，有了这种特殊特权，干部们就会倾向追求更多的特权，要更多的经济激励，如果取消掉这些特殊待遇，他们就牢骚满腹，消极怠工甚至心生歹意，赫鲁晓夫倒霉就是这样。而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群众会越来越反感干部，谁还会认为干部与老百姓是同一个阶级，是老百姓的代言人？搞笑嘛。做事就只是做事，不能是为了高人一等而做事。”

    “所以我对干部，是赞同间接激励，而不是直接的长期经济激励。直接的长期经济激励，是短期猛药，却是长期毒药。”

    “当干部获得的报酬，原则上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主张，多劳多得，做出了贡献，应该获得报酬，但报酬未必是直接的经济利益，而是其它方面的激励。我觉得那个社会贡献分体系是很好的探索，在这些方面应该多加努力，探索出更多新的模式来。总之，我们的激励，应该与干部革命的思想、方向和努力结合起来，而不是与职位、权力相结合。否则只要人上人这一概念仍然存在，几乎任何制度，都会被这一思想侵蚀。”

    主席提到的社会贡献分体系，在建国初就已经提出，从西元1951年开始试行，从第三个五年计划（1956年开始）正式执行，目前也还在不断完善中。

    贡献分或者说贡献值体系，是考虑到人对经济利益的需求无非是两种，生存需要和享受需要，贡献分就是用来引导人们正向地去实现需求，而不是往歪门邪道上努力。用贡献值来引导人们自发的为社会和国家做出贡献，并以此换取奖励。

    体系中所说的贡献，是无论事情大小的，打扫卫生是贡献，科研突破亦是贡献，甚至垃圾分类，节省节约，都是对社会和国家做出的贡献。贡献值则是将所做出的贡献具体量化。换而言之，只要是做正确的事，便是做出贡献，便可以获取贡献值。至于什么什是正确的事情，是通过贡献值委员会与民众一起，不断地讨论，总结，制定，并纳入贡献值的设定，每年都有多个听证会，来调整和完善贡献值体系，而个人获得的贡献分，是一切公开的。

    所以作为服务公众的干部，就类似科研人员，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更多的贡献分，贡献分的高低，决定了享受公共服务资源的优先权排序。例如现在医院医疗资源还比较紧张，贡献分高的就是优先使用；例如组屋购买，同样是贡献分高的，优先购买和挑选房屋。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直接的经济奖励，贡献值直接影响每年的人民分红的份额比例。

    这种公共服务优先权，当然也可以说成是一种特权，但这种特权，是由贡献所决定的，而不是所谓的金钱、地位和阶层。

    贡献值不是固定的，而是浮动的，以此来避免人们一股脑地对贡献值高的事物和行业一拥而入，而对贡献值低的充耳不闻。能做出更多贡献的人，也自然是在某个领域学艺更精、工作更努力的人，以此鼓励大家在百花齐放的基础上，学习进步。

    贡献值系统当然不仅是奖励，也有惩罚，例如在社会上的作恶，例如赌博、斗殴、辱骂、伤害等，尤其是刑事罪行，贡献值都是指数级的扣减，而无期和死罪，自然是全部扣除。

    所以干部想获取薪资之外的经济利益，就必须做大自己的贡献分。例如在经济发展领域上的干部，如果为当地发展成功发展了某项新特色产业，那获得的贡献分就很大，一次性可能是一般人的数十倍，自然每年的人民分红都是不少的，而在公共服务上也就有了优先权。

    当然如果被发现是弄虚作假，那惩罚是极为严厉的，不仅是贡献分全扣，倒查追索，而且公职不保，甚至刑罚追究。

    所以贡献分体系，让贡献者主要获得的不是金钱，而是服务。金钱易于激发人类无所不用其极的卑劣，而贡献分则力图激发人类精神中的高尚性。

    而且贡献分与金钱有一个最大的差别，那就是金钱可以遗传，导致富人越来越富，造成贫富差距。但贡献分只是追随一个人的一生，人死“分”消，每个人的后代，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重新积累。

    中国的贡献分体系，在三五计划开始萌芽，而从1961年开始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开始在各地大规模地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