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的工作配套不成问题，现在的男女比例也基本达到了男女各半。不过这始终是一个比较狭窄的范围，总是有很多最终的结果，另一半还是体制外的。

    没有任何体制是完美的，在柴蔚然看来，流动体制带来的这些不便利，当然就是其中的部分缺陷。有一种说法是，在组织看来，这种生活上的不便利，本身是对革命精神的一种考验，如果这都克服不了，显然也没有提拔重用的必要性。不过柴蔚然本人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这算什么考验呀？

    来到康洁的销售部，他收拾起自己思绪的飞散，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工作上，他要对本月的销售数据进行一些核对，分析其中变化的趋势，实际上，他也算是康洁编外的一个“数据分析员”。

    他把康洁本月的数据数，导入调查总局的一个平台，并输入自己的密码，这是调查总局的一个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数据分析软件系统，这是在若干年积累了无数数据，发展出来的数据库应用软件，只能提供调查员使用，目前还属于保密软件，未来是否提供企业直接使用，现在的争论还很激烈，没有定论，就算最后批准，肯定也是相比调查员更多的限制性使用。在总局那里，已经基本做到了对监测行业的全范围统计分析，以及由此导出很多经济趋势预测，这当然有重大的价值，很多需要一定的保密。

    看到软件运行后对康洁的一些判断，柴蔚然开始思考，然后他开始走访各个部门，印证对照他内心的一些问题，并记录一些他认为值得未来注意的说法。

    销售部之后，是财务室，与财务主管核对了当月主要的财务流水和总量数据，这些数据，他还会到银行进行后继核对。然后是人力资源部，对劳动工资的情况进行核查，这些也要后继比对各个劳动服务公司的数据。

    每个月这样的数据，都会汇总上去，在各个平台进行广泛的分析。例如地方党组织和政府，他们有自己的软件平台进行与中央平台不同的分析，了解本地的产业发展、产业趋势、劳动人口状况、薪资福利的变动趋势、各项政策的执行情况等等。

    柴蔚然知道，调查总局有专门的部门，就是基于这些数据调研和分析地方党组织和政府的应对之策的，他们的调研结果，对当地官员的未来仕途影响很大。而在解决问题中表现出来的创造性，则是官员“优秀程度”最有利的证据。

    柴蔚然要确保的，就是企业的所有数据都是真实的，各种反映的说法都是有依据的。所以调研的范围，从来不限于企业，而是包括一个企业的“周边生态”，例如银行、其销售的客户、其供应链的企业、劳务服务公司、物流仓储公司等等，这些数据和事实汇总在一起，彼此吻合，才能保证他的调研结果是正确的。

    这样的大范围调研，是这些年在ICT科技高度发展下，才慢慢具备的能力，此前很多调研员，只能靠自己的敏感性和经验来判断。现在则可以在局域网上配合作战，例如物流仓储的情况，他就不用自己跑了，在局域网上调用别的调研员的报告就可以。

    企业可以做假自己的内部数据，但几乎没有企业，能够勾结完成对其完整生态的做假，一旦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作假链都会暴露出来，这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威慑，最近几年的企业做假，几乎消失不见了。

    柴蔚然听说，现在这个阶段叫做“初级数据化管理”，等到科技进一步发展，可以通过一种叫“区块链”的科技，实现初始数据直接一键上网，发生的时候就被记录，并且被人工智能分析，各部分和相关人员可以极为便利地调用数据，快速准确地形成最终的调研结果，那个时候，就叫“智能化可信数据化管理”。

    他还是很希望那个时代早点到来的，现在的调查员工作，还是很繁琐的，出错的概率也并不低。等到未来，这样的工作量显然可以大大降低，而真实性要更强。

    所有的调研，都是“真实测量”，而测量的标准，再没有比数据化更精确的，柴蔚然感觉到，虽然自己不是什么高层，但一个中国的“初级数字化社会”，正在广泛地形成。

    这样的数字化，现在又岂止是调查总局一家呢？中央的每个部委，大多数都多了一个数据局或数字司，而省市两级，也都建立了数据局。不同的数据局，数据“通天”的程度不同，有的是给地方决策用的，有的不通过地方，直通中央。每个部委，也都有自己从底层绕过省地直接上通的数据渠道，这样的“多重验证”，使得数据的真实性得到了很大的保障。

    现在国内的数据工作，可不是像原来，仅有统计局和调查总局两家为主，而是复合的多重渠道。这样的多重验证，通过联网的超级电脑分析软件，就可以保证“社会和经济测量”的精确性。

    主席曾经说过：“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什么叫不正确的调查？就是没有尽最大努力采取减少误差措施，得到的是没有经过误差处理的测量数据。调查员的职责可不仅仅是调查，而是要尽量去掉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