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物质制造，就是两个世界的合力——始于数据，终于物质。在人工智能的监控下，生成由区块链科技确保的可信真实启动数据，数据调动制造原材料，人工智能进一步管理自动生产线，进行生产，而在这个过程中全部性能数据，都被可信记录和传输。人工智能AI与AI之间，进行数据交换，厂家到仓储，仓储到物流，物流到消费终端，终端到个人和家庭消费者，全部实现自动化，而整个过程当然就是因为数据化，所以才能如此顺畅地实现整个过程。

    这种人工智能，结合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VR、AR等科技为一体的数字化，就能实现全过程的“Cannot be evil（不能作恶）”。

    从社会主义国家的角度看，“不能作恶”当然不只是运用在经济循环上，而是可以运用于整体社会——例如将整个行政体系，架构在数字化之上，用数学算法，替代了过去大量的人为行为，这不仅可以大大地提高行政效率，更重要的是，规避了无数人为的扭曲和贪腐，越是易于被人操控的领域，越是要深度地数字化，算法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

    不能作恶的公平，再加上这些新科技带来的对人类生产力的普遍提高，两者的结合，大约就是GC主义的雏形，或者至少是高级社会主义的时代。

    例如现在中国有一种基于数字化时代的想法——未来的城市，其实不考虑人居，现在构成城市的面积主体，例如绿化、道路、街道、商业大楼等，统统不需要，城市只是一个物质生产和物质的价值交换的集合体，可以想以象为一个“管道城市”，人类散居于城市之外，其工作和娱乐，或者直接通过在虚拟数字世界的“数字虚拟人”实现，如果需要体验的，那就是思维“降临”某种机械智能体，在城市中以“替身”来进行。“替身”基本能够实现人类肉体直接的绝大多数体验，即使要吃饭，也可以体验口感后，迅速传导给肉身。实际上，这种“替身”，正是中国科学家们认为未来在元宇宙就业，最庞大的就业工作类型。

    在这样的未来城市中，机器人（智能或替身机器人），负责体力和工艺劳动，智能AI聚合体，负责信息采集、经验总结和过程管控，区块链负责智能安全和价值交换传递。而人民，以管理和科学精英为主的部分人，负责智能系统的管控、观察和未来规划，其它的多数人，做辅助工作，同时负责消费和创造商业市场。

    例如，这个数字化社会的基础之一，就是“工业互联网”，全国的工厂以及工程师们，在智能体系管控辅助下，可以随意调动全国符合生产要求的生产设备及其它辅助，将任何订单，迅速分解和在各个工厂高精度地完成部件生产，最终运输总装，这样的生产效率，恐怕要比现在的社会增强数十倍不止。

    在这样未来的数字化社会中，剩余价值来自于剥削机器，而不再是底层人民，消灭了剥削，才能实现人民最终的彻底解放。

    具体到人工智能AI，我们可以把AI看作是一种智能化的个体，是中心化的一个小系统。他们串联起元宇宙的各个虚拟城市、社区、经济体乃至家庭和个人。AI之间，可以通过区块链网络即智能合约的管理，进行安全的大量数据的交流，而我们知道，人工智能的算法，决定了提供越大的数据流，AI的智慧就越高，因为算法因此而不断改进。这种分布式的网络社区，与AI中心节点的交互，就构成了一个新社会的雏形。

    具体到个人，是中国正在发展的智能手机移动终端，每一个人，未来有一个智能手机，甚至可以变成可穿戴在身上的辅助智能终端，通过这样的“微机器”，保持与元宇宙之间的联结，随时登陆元宇宙，执行工作、娱乐、教育或其它功能，发展到最后，应该是思维意识，可以“上载”到元宇宙，以虚拟人的身份，类似在物资世界一样的生活和工作。

    辛顿听得目瞪口呆，这样庞大的数字化社会计划，怪不得中国领袖李思华称之为人类的第二次升维，这个意义，当然堪与直立人行走并劳动相提并论。燕玲口述的很多科技新概念，例如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西方还没有形成这样的说法，很明显中国人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当时他就差不多要被说服了，他挣扎着问燕玲：“为什么你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发展这样数字化社会的优势呢？”

    燕玲当时笑得很灿烂：“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当然也能通过私营资本和企业，发展需要的理论、算法、应用等，但我们认为，资本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割裂性。你应该很清楚，资本分割了生产力，一个个的私营企业，各自根据自己的利益行事，有效率的各领域的生产者，被局限在一个个的私人企业，无法实现强协作。他们发展起来的，必然是一个个的信息孤岛，就像是西方所谓中世纪的一个个城堡，这些城堡各自封建，孤立于外部世界，这相对于原来的部族蛮荒社会，当然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相比我们的计划，有意义吗？”

    “相反，对社会主义而言，我们就具备相应的体制优势。AI家区块链等科技的发展，无疑为社会主义，提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