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可能建成，那需要极其强大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能够让几十个大行业，几百个中行业，上万个小行业都能够协调起来，统一到一个互联应用平台上？无法协调，就无法建立真正完善的工业互联网。

    而且工业互联网，不过是构成中国庞大的“初级数字化社会”超级工程的其中一个环节罢了。单单在商业上，就还有同样庞大的金融互联网工程与电商互联网工程。而在商业之外，各种数字化生活的系统工程，一个接一个，都在逐步的构建中。

    凯西觉得，这才是全球第一强国的真面目，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真面目。它与美国和西方不同，不是靠着某个公司、某个科学家灵光一现的天才发明，而是对自己要向哪里去、需要什么科技，能够进行预见性的高效的顶层规划和设计，然后按照规划，需要什么样的科技，国家、社会和企业的力量，就推动相关的科技发展。

    这种模式并不会忽略那种天才们突如其来的发明，而是会不断将新的发明整合到顶层设计中去。

    西方科技和产业的发展，碰上了这种中国模式，犹如一帮乌合之众的游击队，碰上了训练有素、组织严密、武器协调合成的王牌正规军，怎么可能打得赢呢？

    到了中国，凯西觉得自己才搞懂了，什么叫做真正的“计划经济”？这可不是西方以为的那种——安排好每个工厂的原材料、生产多少数量的产品，一切都是国家计划，每个人要干什么，都是定量规定死的，所以僵硬而低效。那完全是扯淡，西方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了解，实在是垃圾。

    中国真正的计划经济，是这种高效的顶层设计和产业政策，以及之后的对社会整体的动员力和严密的组织能力。他们在微观层面，同样是市场化的，怎么会去规定每个工厂生产多少产品？西方以为别人傻，其实自己才是真傻。

    除了搞科研，凯西觉得自己能观察和参与这一场伟大的人类实验，从一个技术人员的角度，是无上的光荣。

    西方迄今为止的生产力发展，是局限于个体的企业，企业由于是私有的，所以是分割了生产力，不可能将这些已经被分割的生产力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整体，这是资本的本性——我的地盘我做主，领主之间，只能共和。

    中国正在做的，则是打破以企业为边界的生产力分割局面。产业的利益和利润，虽然仍然以企业为单位分割，但生产力，则以互联网和数字化为工具，努力实现整体的统一。生产力如果统一了，那能够发挥的生产效率，自然是分割生产力的十倍甚至百倍。

    回顾人类发展经济的历史，凯西发现，这完全是人类空前的经济实验，是有了互联网、现代通讯技术、数据库、数据挖掘等当代科技工具后，试图对社会经济运行体系的高效重构。

    所以对凯西这种科技人员而言，这才是重要的，企业能够参与这一场伟大实验，可能才有未来。相对而言，多赚几个钱算什么大事呢？每当想到这个空前宏伟的工程，正在中国、在人类社会，高度地发展，就有种浑身发抖的激动和刺激。

    当然，维里埃不是凯西这样比较纯粹的科研人员，他主要是一个商人，重视利益是本能的，也只能看他自己的决定了。很多人的人生目的，就是赚钱嘛，这也很正常。

    但对于真正的科技创业而言，中国是四大元素的集合体：中国科技、中国制造、中国贸易、中国市场，根本无法替代，要做事业，就必然成为中国的一份子。

    历史发展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科研和产业，对全世界产生了强大的磁吸力量。这种磁吸，由于苏联的衰败和西方经济危机，得到了双倍的加强。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东奔似永嘉”。苏联和美国，现在由于各自的危机，确实有点“虏乱如麻”的味道，所以也难怪“四海”人才，开始奔向东方了。

    中高级科研人员是最明显的，因为他们本身的流动能力，就是最强的。在中国明显地变成了全球科技中心的情况下，尤其青年科技人员，向中国流动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而在经济困难之下，这种趋势开始影响到了整体青年阶层，因为中国的工作不仅待遇最高，而且相对好找。在中国一定幅度地放松了工作签证申请之后，“到中国去”逐渐成为了在苏东和西方都很明显的潮流。

    在新时空，有一个原时空完全不具备的条件。那就是由于中国从七十年代开始，几乎就是全球公认的第一经济大国，而且领先美国的程度越来越大。尤其是最近十年左右，全球的青年学生，学习汉语是越来越普及的事情，无论是科技还是商业领域，汉语逐渐成为与英语相提并论，甚至开始超越英语的主要应用语言。

    个人学习了一门语言，再到这门语言的国家去，学习或工作一段时间，当然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汉语的普及，也成为了“到中国去”的世界之潮的推动力。就算是美国，青年人来到中国工作的规模，也不断上升，其中一些人未必想移民，而是躲避经济危机，或者获得中国的工作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