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二岁的时候跟着爷爷生活。

    他在一家废弃医院里当守夜人，说是医院，其实就是战争时期留下的一套老建筑。

    三层的灰砖楼，墙缝里长满了杂草。

    战争时期，这里曾经躺过上千号伤兵，后来就改成医院，再后来就彻底荒废了。

    过了几年，有一个做仓库生意的老板把它买了下来，堆了一些杂货。

    每天需要人守着，我爷爷就揽下了这活儿。

    我和爷爷住在三楼。

    一楼二楼堆满了货，三楼有几个房间收拾出来还能住人。

    楼梯是木头搭成的，踩上去嘎吱嘎吱吱响，整栋楼就我和爷爷两个人。

    白天还没什么，一到晚上，风吹过走廊就像有人在叹气似的。

    即使这样的环境，我再害怕也依旧住了下来，

    毕竟穷人家的孩子没得选，也没得挑，有个住的地方已经很不错了。

    八月的一个晚上，我和爷爷早早就躺下了。

    天气闷热，床上挂着蚊帐阻挡着蚊子。

    爷爷打着轻鼾，我迷迷糊糊正要睡着。

    突然，楼下传来“砰”的一声。

    声音沉闷却又响亮，在安静夜里传的很远。

    我和爷爷同时睁开眼，对看了一眼。

    这个声音是我们用来抵门的煤气罐倒地发出的。

    煤气罐少说百来斤，不使劲推根本倒不了。

    爷爷没说话，摸黑从床底下抽出一根铁管子，攥在手里，示意我别出声。

    我们竖着耳朵听。

    “吱——”

    楼下传来门轴转动的声音，有人进来了。

    紧接着，楼梯响了。

    一阶。

    两阶。

    三阶。

    他的脚步声不急不慢，每一步都踩得结结实实，楼梯板被压得嘎吱嘎吱响。

    爷爷把我往身后拉了拉，铁管子举过头顶，准备等那人一露头就抡下去。

    脚步声越来越近。

    一楼，二楼，拐角，上了三楼，然后停在我们房间的门口。

    我清楚地感觉到，门板的另一边站着一个人。

    爷爷握着铁管子的手开始发抖，他没动，我也没动。

    一分钟过去了。

    两分钟过去了。

    他就站在门口，一动不动。

    不敲门，不说话，连呼吸声都没有。

    就在这令人窒息的寂静里，我突然感觉到有个东西在碰我的脸。

    很轻很轻，像指尖轻轻划过我的脸，又像蚊帐被拽动时拂过我的脸。

    “爷爷。”我的声音有些颤抖，“有人拉蚊帐。”

    爷爷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我也感觉到了。”

    蚊帐被从一点点拉起来。

    我死死盯着房门的方向，门栓还插着，门板纹丝不动，可是蚊帐却在一寸一寸被拉开。

    爷爷猛地大吼一声，一铁管子抡出去，砸碎了旁边的窗户玻璃。

    我也跟着跳起来，拿枕头四处乱抽。

    铁管子砸在墙上砰砰响，我们爷俩疯了似的在黑暗里打了好一阵，一直到两个人气喘吁吁，才停下来。

    房间里安安静静。

    蚊帐垂在原处，月光从打碎的窗户照进来，满地的玻璃碴子。

    门栓还插着。

    爷爷把门打开，走廊空荡荡的。

    我们壮着胆子下楼。

    一楼的大门关得好好的，百来斤的煤气罐稳稳当当地抵在门后，纹丝没动。

    我和爷爷对视了一眼他。

    的脸色白得像纸，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挤出一句：“上楼，睡觉。明天再说。”

    这一晚我们没敢关灯。

    从这天以后，医院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晚上偶尔能听到一些动静，到了第七天晚上，声音突然就大了起来。

    医院外面的空地上有人在洗菜，哗啦哗啦的水声，菜叶子甩得啪啪响。

    有人在剁东西，菜刀砸在案板上，“笃笃笃笃”，又快又密。

    还有锅铲翻动的声音，铁锅被烧热了油爆开的滋啦声，甚至还有人在说笑。

    这些嘈杂又热闹的声音，从黄昏一直持续到后半夜。

    我趴在窗户边往外看，空地上什么都没有，耳朵里听到的声音却又无比真切，甚至我的鼻子都闻到了饭菜香。

    爷爷后来也习惯了，只是每天太阳一落山就把门窗关死，在门后顶上桌子板凳。

    然后用棉花搓成四个小团，两个人的耳朵里都塞上一个。

    他说：“听不见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