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的我，正跟着外公在山上砍毛竹。

    日头落得早，我们装好最后一捆竹枝时，山沟里已经浮起灰白色的雾气。

    外公走在前头，我跟在后头，两个人的草鞋踩在碎石路上，沙沙地响。

    转过鹰嘴崖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孩子。

    他站在路中间，背对着我们，一动不动。

    灰扑扑的蓝布衫子，后脑勺的头发翘起一撮，像只落单的雏鸟。

    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他是下河村张寡妇家的独苗，小名唤作阿稻的，今年该有七八岁了。

    上个月赶集时还看见他蹲在糖摊前头流口水，我拿了两颗水果糖给他，他咧着嘴笑，露出一排芝麻粒似的小碎牙。

    “阿稻！”我扯着嗓子喊了一声。

    他没回头，也没应声。

    “阿稻！你咋一个人跑山上来了？天都要黑了！”我又喊了句，声音在山谷里弹了几个来回。

    他还是没动。

    外公停下脚步，把肩上那捆毛竹往地上一顿，皱着眉头看过去。

    我有些急了，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前去，伸手要去拍他的肩膀。

    这孩子往常最粘我，见了面就“阿姐阿姐”地叫，今日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

    就在我的手指快要碰到他衣领的刹那，他忽然动了。

    他直直地朝前窜了出去，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野兔，

    猛地扎进路边的灌木丛里，那些荆条划得刷刷响，细碎的枝叶纷纷扬扬地落下来。

    “阿稻！你跑什么！”我抬脚就要追，身后传来外公的声音，沉沉的充满了警觉：“别追了。”

    可是我已经迈开了步子。

    他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

    他跑得不快，甚至可以说是慢，两条小腿捣腾得并不急促，身子也没怎么晃。

    可奇怪的是，我明明使足了力气，却总觉得和他隔着一段距离。

    不远也不近，刚好够我看清他后脑勺上那撮翘起的头发，可就是够不着。

    跑过一道田埂，又翻过一个小土坡，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越来越重，喘得像拉风箱似的。

    外公在后面喊了我好几声，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像从水底下传上来的一样。

    他始终没有回头。

    后来我们追到了村口的土地庙前，月亮已经升起来了。

    他转过庙墙的拐角，我跟过去。

    眼前只有一条空荡荡的土路，路两边是高过人头的苞谷地，叶子被夜风吹得哗哗响。

    土路上没有脚印，苞谷地里没有踩断的秸秆，什么痕迹都没有。

    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外公追上我的时候，脸色白得像纸。

    他没有骂我，只是死死拽着我的胳膊往回走，一路上一个字都没说。

    他的手掌心全是凉的，还有点潮。

    我心里头觉得古怪，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好像被人戏弄了似的。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把这事跟外婆讲了。

    外婆的筷子顿了一下，夹起的红薯又掉进了碗里。

    她看了外公一眼，外公低着头扒饭，没吭声。

    “别去想了，”外婆说，“可能是认错人了。”

    三天后，下河村那边传来消息，张寡妇家的阿稻没了。

    说是头天晚上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就没醒来，身上不疼不痒的，就那样安安静静地走了，像是睡着了一样。

    算算日子，我们在山上遇见他的傍晚，是阿稻去世的前两天。

    我后来问过好多人，问他们有没有在亲人不在了之前，见过他们的影子。

    有的人说有，有的人说没有。

    外婆背过身去擦灶台的时候，低声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那是魂儿先走了，身子才跟上的。他跑，是因为他认出了你是活人，不想把你往那边带。”

    她停了停，又说：“你没追上，是好事。”